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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略与目标（第8页）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像雨林一样经营我们的公司，我们会多么具有创造力，多么有生产价值，多么有益的生态。”木内多知继续说：“我们应该如何开始？应该运作起来别那么像机器，而更像一个有生命的系统，一个工业生态系统。基于此，我们三菱电机开始采纳一个建立在工业生态学原则基础上的环境管理系统。这意味着我们要做两件事：一是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看看我们的经营在环境方面的支出与收益，二是必须根据我们观察到的情况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对我们产品产生的影响彻底负责。从现在起不仅要考虑产品的质量，更要考虑地球的质量。”

许多其他公司也在遵循着类似的途径发展，因而三菱电机的经历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范例——不只在公司环境保护方面，而且在实现一种理想的结果方面。高层领导者如何能把从雨林地带学到的见解带回到自己公司的行为中。我们询问了木内先生的想法，也询问了应邀参加制定三菱环境保护策略的约翰·萨瓦吉（JohnSavage，三菱电机美国分公司执行副总裁）和吉田将之（TakashiYoshida，三菱东京总部战略规划部经理）。他们通过总结三菱公司的经验，共同提出了下列原则。

从个人角度讲述

木内多知：如果人们没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即使再努力去激发他们的热情也不会奏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亲自讲述自己在雨林地区的经历，讲我看到的那幅巨大的画面。如果我用空泛的术语谈论环保问题，人们绝不会对它产生热情。

约翰·萨瓦吉：需要有人主动担当领导者，并且乐于承担风险。否则环保主义仍然是一个与经营管理职能抗衡的服从职能，仍然处于主流之外。

目前有人仍然在敷衍塞责，因为我们有书面政策说我们将成立一个环保委员会，两年开一次会，等等。但是木内多知的雨林地区之行以及他从那里带回的真正活力改变了我们，我们这样做是出于真心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并不是因为听到东京的命令说“你们应该这样做”。

木内多知邀请雨林行动网络组织的负责人兰迪·海耶斯（RandyHayes）到北美总裁会议上就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跟我们谈谈雨林的问题。把环保责任的观点从诸如必须使用再生纸张的政治上正确的行为领域分离出来，变成一个具有全球性效力的行为，是很有帮助的。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做了减少纸张使用的事情，甚至连住在东海岸的人们都开始顺口说一声：“节省一棵树。”

披露内情

吉田将之：现任总经理三菱先生上任前对环境问题的了解很少，或者说一点儿都没有。我知道他需要大大提高环境意识，否则，我们将不能实现环保方面的目标。

我试用了几种办法，但是最有效的还是鼓励他参加公司外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会议。有几次人们请他解释三菱电机对某个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不得不当众作答，这种经历鼓励他更多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起初，他被迫了解一些有关环境的知识以回答他人提出的问题。不过几年后他自己便深深参与到了环保工作中，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目前他是我们公司最有环境意识的常务董事之一。

把环保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约翰·萨瓦吉：我们不去谈论环保行为是因为法律要求按照其创造价值来谈论公司的收益。例如，亚特兰大地区的一个公司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聚苯烯泡棉包装材料弄碎，他们愿意买走重新加工，把它再制成聚苯烯泡棉。于是我们便把聚苯烯泡棉放入粉碎机中，这样我们节省了大批废料处理方面的资金，并且从环保的角度得到了双重效果：聚苯烯泡棉不能进行生物降解，而我们所在的乔治亚州的一个乡村地区又对垃圾填埋十分关注。

我们过去常常把瓦楞纸扔进压缩机。我们从经济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决定投资购买一个打包机来把瓦楞纸打包，然后用再循环车拖走。他们并不付给我们钱，但是因为减少了垃圾流动，我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回报。

在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发现这样一些地方，在这里经理们可以说：“这样做在经营方面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是克服许多公司经理对“环境”或“生态”消极的自动反应的最佳方法。一谈到“环境”或“生态”，他们或会想到美国环境保护局、罚款、规章制度，或会想到“拥抱树木者”。

你还需要使人们以企业经理，而非工作人员甚至以环境管理者的身份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我自己是搞人力资源出身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当一名在环保领域有些专长的公司经理。与之类似，环保行动将不由工作人员，而由那些能够学习环保原则的基层经理来实施。这些经理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对于实现公司的基本目标负有同等责任。但是他们将处在一个能更有效地影响公司变革的地位。

九、为所有人提供电力——学习重新思考大型供电公司的志向目标

伊恩·麦克雷博士（南非艾斯科姆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

1990年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倒台时，南非最大的电力公司——也是非洲最大的电力公司——艾斯科姆公司的经理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该公司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摆脱那些全世界电力公司实践中根深蒂固的习惯。本文作者伊恩·麦克雷（IanMcRae）博士当时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作为艾斯科姆的一名终身雇员，在南非脱离种族隔离的政治演变中，他基本上被看成是公司精神的监护人。他65岁退休，成为纳尔逊·曼德拉政府南非国家电力调解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是位于英格兰伯明翰的桑弗德大学首届公仆领导奖的获得者。

我在办公室挂着一张壁画大小的照片。上面是位于南非大草原上的一间孤零零的小农舍，这间农舍没有水和电，只在前院里有一棵小树。可以看见农舍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巨型电站，这个电站拥有6个600兆瓦发电机，足可以同时为几个国家提供电力。尽管距离很近，那间农舍却完全未能用上这座电站发的电。这家的主妇可能不得不走上14个小时去找回木材。如果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不上电，树木就会消失，农舍四周就会变成沙漠。

我做艾斯科姆电力公司总裁时，经常在给我们的经理们讲话时让们看这幅照片。然后我会问：“如果我们想为这座房子供电，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事情？”

艾斯科姆公司拥有众多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人们总是能够对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可是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应该走过去敲门，问他们需要什么。”

多年来，艾斯科姆公司形成了一种新型文化。现在我们更主动走上前问别人需要什么，这种行为对我们这些公司里的人有着重大意义，我们得学会怎样询问和倾听。

学习询问

我最初开始理解这一做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我在一次机构重组后被安排负责所有的电站。我一直效力于艾斯科姆，从最底层学徒装配工的职位干了上来，我感觉到我们没有足够的技能对付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开始训练黑人从事技能性工作。

当时法律限制黑人从事许多技能性工作。工会全是白人工会，黑人工会被禁止活动。许多黑人是文盲，因为种族隔离制度也限制他们接受教育。如果他们从事技能性工作，就首先得识字。我们要训练他们看温度计和压力表，书面记录他们所运行的机器的情况。

于是我四处询问人们对这种改变的看法，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倾听他人的看法。我奔走于各个电站之间，与工会成员和经理们谈论这件事。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我的观点，可我还是坚持请他们关注。其中一位最保守的电站经理给我家里打来电话。“你让我晚上睡不着觉，”他说，“我开始认为你是对的。”现在我给艾斯科姆的经理和工程师们讲话时他总是陪着我。在那种政治环境中，我还能有比一个右翼领导者更好的同事吗？我还要与黑人员工谈话，他们问：“如果我们没有利用好这些新机会，我们会怎样呢？”我意识到必须用良好的培训和持续的发展来支持这项措施。

我们开始首次让黑人参与以前只有白人从事的技能性工作，称他们为“操作助手”。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毕竟已经开始了，我认识到亲自过问人们想从公司得到什么是十分重要的。

走访黑人居住区

1985年我担任了艾斯科姆的总经理。那时与许多南非人一样，我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不可避免会土崩瓦解。我当然希望通过谈判而非武力斗争解决。我相信艾斯科姆会在自己的小范围内以其特有的方式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因为我们的产品——电力，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关键因素。

当时，城市中的黑人受法律限制居住在叫做“黑人区”的地区，这里既没有商店也没有银行。人们迁移到那里去找工作，睡在窝棚、简陋小屋和塑料袋里。这些黑人有其单独的政府，与南非的基础结构相隔绝。大多数黑人区的电是从爱斯康批量购入，并由当地政务会付费。黑人区里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电，而且我听一些白人说黑人不想要电，因为他们认为电力只不过是为维持种族隔离制度装饰门面而已。

甚至在担任总经理以前，我就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必须去问问他们。这些黑人居住区受非洲国大党和其他被官方取缔的政党的左右。如果我进入这些黑人区，就必须与他们打交道。我不能以艾斯科姆高级经理的正式身份做这件事情，我必须秘密去做。我不知道谁能帮助我做此事。一个星期天晚上，一位暂住我家的客人建议我去一家我从未去过的教堂。那里的牧师叫彼得·斯托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白人活动家。他在布道中说每个人都应尽己所能去帮助那些深受种族隔离制度之苦的人们。教堂仪式做完后，我们一起喝了茶，他同意帮我召开一次会议。

我当时只带了一位艾斯科姆的经理，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来黑人居住区。这样，如果警察抓住我，人们就会说：“麦克雷这家伙昏头了。”这样我就不会使公司为难。彼得·斯托里介绍我时说他信任我，这样我就可以方便地问一些问题：“你们想要电吗？为什么想要电？你们能支付得起吗？你们会为电付钱吗？你们对艾斯科姆公司有何看法？”

坐在后面的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回应说：“在我们回答问题以前，我们想问问你们与政府是什么关系？”我解释说艾斯科姆如何要向一个政府部门汇报，但它在财务上是独立的。我说我来是因为我想到这里看看，政府中无人知道我在这儿。这个坐在后边的人是非洲国大党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我了解到如果我不诚恳地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准备结束那次会议。

那天晚上在索韦托黑人区以及在随后的多次拜访和会议中（在我成为艾斯科姆首席执行官后我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我学到了许多东西。首先，人们想要电，每次他们首先提出要电灯泡。其次，他们想要不用收集燃料就能做饭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住在城市里的黑人来说，用电不会费钱，而是可以使他们省钱。但是他们不信任分配电的当地议政会。电表不安在家里，而且通常没有人会读电表，因而人们会被任意收费，有时多收的费用相当惊人。没人清楚谁交了钱，谁没交。它不像其他的产品，例如面包，没有人能够提前说出要付多少电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使用以最有效地利用电力。你只是在月底收到一份电费单。这就是人们用不起电的原因。

他们说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家服务良好、他们信得过的电力公司。他们还补充说：“如果你们的公司能做到这些，我们保证会（为你们提供的电力）付钱。”我请他们给我时间考虑并形成更成熟的想法回复他们。我能努力做的也就这些了。电力法案禁止艾斯科姆公司直接为黑人居住区供电，会上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即使法律有了改变，他们还是想让我们为他们供电。

但是我毫不怀疑艾斯科姆需要努力为全南非供电，否则，即使我们现在不认为它是自己的责任，将来改变政府时我们也将受到谴责。而且我感觉我们对这个问题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似乎觉得没有谁比艾斯科姆公司更适合处理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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