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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实现10亿用户目标 两位创始人离职（第2页）

在艰难中保持独立

Facebook的高管在私下议论WhatsApp的创始人有多么忘恩负义。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团队的维护成本很高，他们会要求桌子要稍微大一些，浴室门要长一些，一直要通到地板，还要有专属会议室，不允许其他Facebook的员工进入。如果说在扎克伯格使他们成为亿万富翁后，他们因为一点点建议——可以让对他们的投资物有所值——就要愤怒地选择离开，那只能说谢天谢地。“我认为，攻击那些让你成为亿万富翁，并多年来一直无条件地保护并照顾你的人和公司，这很低级，”负责一项新的加密货币计划的Facebook高管戴维·马库斯后来公开写道，“他们为低级制定了全新的标准。”

这件事向我们展示了，如果一家被收购的公司没有意识到自己仍然受制于Facebook的需求时会发生什么，斯特罗姆和克里格觉得他们的决定要合理得多。除了广告业务之外，他们还被IGTV会议以及“同类相食”的言论所折磨。他们不情愿地打造了很多明显的从Instagram导航到Facebook的方式。然而，如果事情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Instagram将变得不那么独立。这样一想就很痛苦，他们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要离开的人。有了新老板至少意味着有机会表达不满。

“我们实话实说吧，”斯特罗姆告诉克里斯·考克斯，“我要独立，我要资源。当有事发生时，我知道我有时会反对，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对我保持诚实。这将成为我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

克里斯·考克斯说，他致力于为他领导下的每一个人，包括斯特罗姆以及WhatsApp、Messenger和Facebook的新领导人，提供他们出色完成工作所需的创作自由。那一年，他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不让斯特罗姆和克里格离开。

Facebook的用户数据泄露

接着，正如经常发生在Facebook身上的那样，媒体的爆料使每个人的优先事项发生了改变。

2018年3月17日，《纽约时报》和《观察家报》同时爆料称，几年前，Facebook允许一款性格测试应用的开发者获取了数千万用户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分享给了CambridgeAnalytica（剑桥分析）。

CambridgeAnalytica保留了这些数据，并将其用于自己的政治咨询业务。该公司从各个渠道收集信息以找到那些容易受到广告影响从而帮助保守党获胜的受众，并为其建立个性档案。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就是其客户。

这个故事击中了Facebook的所有弱点——低劣的数据操作、不作为、对用户缺乏透明度，以及帮助特朗普获选。这让它失去了全世界政治家的信任。

最糟糕的是，Facebook多年前就知道数据泄露，却没有很好的对策，也没有在用户信息被泄露的时候及时通知他们。公司甚至向媒体发出了具有威胁性的法律信函，以阻止事件曝光。接下来的几天，当公众的愤怒情绪爆发、Facebook用户激烈地要求得知自己的数据是否遭到泄露时，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都保持沉默，他们需要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做。

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表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该消息传出后不到三天，Facebook的股价就下跌了约9%，市值蒸发了500亿美元。#deletefacebook（删除Facebook）的标签开始流行开来。甚至连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阿克顿也在删除他的Facebook账户之前发了一条Twitter。

一周后，扎克伯格同意于2018年4月10日和11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接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质询。问及的问题与其说是关于CambridgeAnalytica的，不如说是关于Facebook的。立法者开始意识到——一家为超过20亿用户提供娱乐和资讯的公司，在许多方面都比政府更有影响力。

Facebook的商业模式需要收集许多网站和应用（包括那些不属于Facebook旗下的）上的各种用户数据，现在监管部门了解到数据可能会被泄露后，这就变得更有风险了。

Facebook的核心消息推送产品——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精准推送特定的新闻和信息——现在看来似乎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你无法知道别人登录Facebook后看到了什么，他们的现实被塑造成了什么样子。有些人贩卖非法毒品，有些人根本不是人，而是试图操纵公共对话的机器人。只有Facebook有能力去理解并监督这一切，但它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然而，立法者对此也无能为力。一方面，他们无法在最讨厌Facebook的哪一特质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些质询并没有奏效，因为他们对Facebook的运作知之甚少。

例如，参议员奥林·哈奇问道：“如果用户不为你的服务付费，这一商业模式该如何维持？”

“参议员，我们有广告。”扎克伯格露出得意一笑。这句话后来出现在了许多T恤上。

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扎克伯格的律师已经对他进行了训练，让他的证词尽可能简单枯燥。他也做到了——胜利地回到总部，至少他没有给公司惹出新麻烦，一些员工甚至用香槟向他敬酒表示祝贺。

Instagram上的暴力、毒品等问题

美国国会的质询没有让Facebook的领导人感到不安，但CambridgeAnalytica下跌的股价却让他们感到焦虑。他们开始意识到也许他们的功利主义策略和极速的产品开发使组织中产生了大量盲点。公司开始对运行中的所有事物进行审查，试图发现是否存在没有预想到的缺陷——那些如果没有被检查出来可能会导致丑闻的缺陷。

Facebook的回应中包括承诺建设一支诚信团队，这支规模和Instagram相当的团队将负责处理Facebook“家庭”中所有的内容和隐私问题。

奇怪的是，这个由盖伊·罗森领导的团队直接向业务发展副总裁哈维尔·奥利文汇报，哈维尔的直接汇报对象则是扎克伯格。每个参与修复产品的人都不想把这件事做得太过，至少不能破坏Facebook的业务。

尽管如此，他们仍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斯特罗姆问罗森是否可以让一部分诚信团队的新员工专门负责Instagram的问题——因为Instagram总体来说并没有很多的新职员。他担心，如果他们不立即对自己的问题有更多关注的话，Instagram之后可能会处于和Facebook一样的尴尬境地中，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与Facebook类似，而另一些则是Instagram独有的。在Facebook上人们使用真实身份，而Instagram的用户则可以是匿名的。在Facebook上内容可以得到疯狂转发，但除非你知道正确的标签，否则很难在Instagram上找到危险的社区。Instagram不可能采取和Facebook一样的策略来查找平台上那些最糟糕的帖子。

由于Instagram的内容审核在其被收购后，就被转移到了Facebook，所以除了平台上最有名的用户之外，斯特罗姆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是如何处理的。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以前他们自己的员工会亲自审核平台上所有的不良内容。在过去的几年中，Instagram的全体员工一直都致力于通过推广优质内容来塑造社区，但没有花很多精力来阻止不良内容的传播。

Instagram有一套独立的社区规则，这套规则是为在视觉网络上打造个人生意的人而打造的。它规定，用户不能出于商业目的发送垃圾邮件，或者盗取他人的内容，或者发布自己孩子的裸照。用户向Instagram举报的所有内容都会和Facebook被举报的内容一起进入等待序列。然后，Cognizant（高知特）和埃森哲等外部承包商会迅速进行筛选，判断那些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的图片该不该被删除。这一系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Facebook是一家企业，需要尽可能地减少花在人工审核上的成本。Facebook员工的平均年薪超过6位数，而位于凤凰城的承包商，年薪可能只有28800美元，位于印度海得拉巴的可能只有1401美元。他们中有些人只坚持了几天或几个月，因为每天都见识到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沉重负担。

罗森团队中真正的全职员工负责从更系统的层面思考问题，他们会优先处理那些让Facebook在世界各地政府中惹上最多麻烦的问题，比如选举中的错误信息和恐怖分子的招募。Instagram似乎是他们最不担心的，因为它的丑闻相对较少。

但斯特罗姆仍然担心视频直播等领域存在的问题。Facebook投入了大量资金，想要快速找到视频直播中出现的暴力画面。据BuzzFeed（美国的新闻聚合网站）统计，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6月，Facebook上至少直播了45起暴力事件，包括谋杀、虐待儿童和枪击事件。在Facebook推出视频直播后的一年，Instagram也在2016年推出了这一功能。斯特罗姆认为完全有理由加强Instagram对直播暴力的防御力。尽管媒体还没有报道过Instagram存在类似的问题，但Instagram的直播比Facebook的更受欢迎，所以出现同样的情况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Instagram是照片平台且不要求实名制，所以在这一平台出售毒品、提倡自杀、发布充满仇恨和种族主义的内容要更加容易。恐怖分子在Instagram上招募新人，正如在Facebook上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手法更加隐蔽。比如使用话题标签组织他们的内容，以及利用表情包招募年轻人。斯特罗姆认为Instagram需要招聘更多专门监控这些东西并十分了解平台的人。

罗森认真倾听了这一看法。与此同时，他也渐渐发现了一些专属于Instagram的问题的严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一个叫艾琳·凯里的女人，罗森最近收到了她发来的一条信息。

自2013年以来，凯里一直试图让Instagram关注其应用上贩卖鸦片类药物的问题，当时她代表普渡制药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普渡制药是奥施康定的生产商。真药和假药，以及其他毒品，都会在Instagram上公开出售，通过#opioids（鸦片类药物）或#cocaine（可卡因）等标签就能很容易搜索到。这些帖子里通常会有一个电话号码，用来协调在WhatsApp或其他加密聊天应用中的交易和支付。

每次凯里打开Instagram，都会花几分钟搜索毒品的相关内容，然后向Instagram举报。她通常会收到回复，说这些帖子没有违反Facebook的“社区标准”。在过去几年中，她进行了数百次举报，也被这一问题搞得越发愤怒，尽管这早已不是她的工作了。2017年，美国死于鸦片类药物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47000人。她认为，Instagram是把这些药物和年轻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关键途径。她开始将自己所有举报的截图以及Facebook不作为的回应整理成一份文件，并将其提供给媒体和Facebook的高管。

2018年4月，她终于通过Twitter私聊找到了罗森，并让他在Instagram上搜索#oxys，当时出现了43000个结果。“我的天哪，”罗森回应道，“这超级有帮助！”多年来，Instagram一直都没有主动去处理贩毒，也没有关注凯里的举报中呈现的趋势。在罗森的推动下，公司在扎克伯格作证的前一天删除了该话题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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