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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求吉纳福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第2页）

首先是占星的繁荣。当时列强并立，互相攻伐，兵革纷起，城邑数屠，再加上饥馑疾疫和各种焦苦，君臣上下同罹忧患。所以，观天象，察机祥，候星气之事最勤最急。各国都出现了一批较著名的星占家，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裨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战国时，楚国有甘德，魏国有石申。甘德的《天文星占》与石申的《天文》相结合，就是著名的《甘石星经》。当时各国的大臣，几乎都精于星占之学。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择吉的繁荣还表现在：择吉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国家祭祀出兵征战，小到平民修造嫁娶出门走向，都要选择所谓的吉时吉方。

据出土的放马滩秦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载内容，战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出行上官赴任冠带祭祀嫁娶丧葬修造动土接纳寄居裁制（衣服）栽种纳畜探病，以及出师征伐狩猎等，都有涉及。择吉已经蔚为民俗，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先择吉而后行，成为当时百姓办事的重要行为模式。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择吉文化的初步繁荣，形成了“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的择吉之习，选择吉日成为流行的风尚。

择吉理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完备的择吉理论。

一是阴阳五行理论极大地完善和发展。关于五行生克四方配五行四季配五行五行之数五行比复五行无气五行阴阳击冲五行阴阳穷绝等理论，均已完成，远不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了。

二是三合理论完成并被普遍运用。三合由五行寄生十二宫而来。所谓五行寄生十二宫，是说五行在一年中依次有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十二种状态的变化，抽取其中的生旺墓，即为三合。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在择吉术中十分重要。它的出现及广泛应用，表明择吉术理论已初步完善，这是战国时期择吉术已经形成的明显标志。

此外，战国时期，还形成了择吉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据两部秦简《日书》，中国在战国时期至少有六大择吉流派活跃于世。依后世命名体例，可以称之为建除家结阳家秀阳家吉实家五行家和十二月吉凶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代，是中国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以“三合”及“生旺”等为代表的五行理论已完全成熟，出现了多家择吉流派和各种各样的择日专历，并最终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使汉代成为中国择吉黄历草创的重要时期。

两汉时期，择吉文化空前发展，择日办事之风极盛。不论是祭祀移徙嫁娶丧葬出行上官赴任修造动土，乃至于中洗发沐浴裁衣，人们都要先择吉日而后国行。他们认为如果不择日办事不避岁月，上就会触鬼逢神，导致疾病灾伤犯官人下狱，直至死亡和灭家之祸。在这种炽烈社会五风气的影响和推动下，汉代择吉民俗的发展千极其兴盛，出现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时代特征。

汉代择吉之世风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题为《日者列传》的传记，记叙了日者司马季主的一

番高论令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无言以对的情况，说明择吉文化在汉代已非常盛行。由于汉代择吉办事之风盛行，致使“时日之书，众多非一”，出现了各种方便人们择日

办事的专门历书。出门远行择日，有专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出行宝镜》，专为出入求财行军作战上官赴任等事选方择时而作。此外，有专详葬日吉凶的《葬历》；有专供祭祀用的《祭历》；有专详修造吉凶的《图宅书》和“工伎之书”；有专为移徙所用的《移徙法》；甚至洗发沐浴裁衣制衣，也有专书，如汉无名氏的《出行宝镜》附录就载有“裁衣吉星”一目，叙述二十八宿制衣之吉凶宜忌，如言角宿“安稳”亢宿“得食”氏宿“不安”房宿“益衣”心宿“盗贼”尾宿“必害”等。

这些专详某一用事的择日历书，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择吉办事的需求。但政治军事生产与生活的各项用事累百逾千，很难将它们编注为历。即使有那么一些有志者将它们编注出来，人们也无法购置，特别是在纸张刚刚发明尚未普及，还主要依靠简犊绢帛作传播手段的时代。于是，人们不断探寻更为简捷便利的表现方法，由此产生了汉代择吉民俗的第二大特征：择吉日书开始与历书相结合。

择吉日书与历书始结合的汉代，被称为中国择吉具注历的草创时期。

择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发展之前的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汉代择吉理论有了新的内容，如关于五行生旺的理论。所谓五行生旺，是说随着阴阳两气的运行，五行会有旺相休囚死5种状态的变化。这也是择吉推衍衰旺的重要依据。这种说法战国时未见，至西汉始出现。还有关于“保义专制困”理论，更是后世众多阴阳数术遵循的重要理论之一。

这时期的择吉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名称怪异的神煞来表现其基础理论。如东汉永元六年的木简历书，历注中就有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等十二值神。敦煌出土的汉代历书木简，有大时小时月煞土府等历注内容。

阴阳五行理论及神煞系统的完备，是汉代择吉文化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然而，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择吉办法纷庞杂乱良莠不齐的情况，各家之间相互矛盾，让人茫然不知所从。

唐宋时期是择吉文化走向成熟与繁荣的时期，择吉理论更加成熟择吉神煞更趋完备择吉具注历也日渐完善，这一时期不仅是择吉文化的飞速发展时期，更为后世择吉文化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期，人们一方面继承了前朝择吉发展的丰硕成果，一方面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安心推衍阴阳，辩论吉凶，包括择吉在内的各种文化进入了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

国唐宋择吉文化的发展上《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太宗时，下鉴于当时阴阳书发展过滥，穿凿讹伪甚多，各种无端的拘忌也不少，于是他命令吕才率领十多位学者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编成53卷，再保留旧书47卷，共计100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成书，颁行全国。如其《叙葬书》就对丧葬择日择地进行了批驳。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堪舆择吉繁荣昌盛的局面。此外，唐宋择吉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择吉具注历日渐完善。两汉时，日书历书始结合，形成具注历日，经魏晋南北朝数百

年的传承发展，到了唐宋，已是羽翼渐丰。唐宋具注历书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

是木刻具注历，一是手抄具注历。

◆唐太宗像

择吉理论更趋成熟

唐宋择吉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学说普及九宫九星学说产生并广泛应用，以及六十甲子纳音五行的产生和应用。

阴阳五行学说自殷末周初产生，经战国时期的发展，渐趋成熟。隋朝萧吉作《五行大义》，集阴阳五行学说之大成，此后，这一理论在民间普及和应用。

九宫九星理论不仅应用于择吉具注历书，更广泛应用于算命。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九宫卜命书共达22种之多。

六十甲子纳音五行，不仅在择吉文化而且在四柱预测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纳音为汉代易学术语，系将十二地支十二月十二方位八风及卦爻配纳十二律，故此得名。迄今所见的所有敦煌具注历书，每日干支之下无不附注纳音五行。以纳音五行占测六十甲子生人性情及吉凶宜忌者尤其普遍。直到今天，纳音五行理论在中国择吉文化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此外，择吉神煞的详备，也是唐宋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大表征。择吉主要是依据神煞来择日选时，因此，神煞的完备与否，直接标志着择吉文化的成熟程度。北宋雍熙三年的具注日历序中，明载太岁将军与诸年神的方位及出游时间，并强调人们切忌在太岁头上动土修造。序后有九星方位图，说明九色中依紫白二方修造，法出贵人，加官改职，横得财物，婚姻酒食……此时已具备了太岁月令和干支五行等三大神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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