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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字游戏与语言生活（第3页）

以声音的南、北之别而言，如：“巫”字，北方发为“乌”，南方发为“扶”；“轩”字，北方发为“萱”，南方发为“掀”；“鹤”字，北方发为“豪”，南方发为“涸”；“详”字，北方发为“瓤”，南方发为“长”；“寻”字，北方发为“镡”，南方发为“秦”。又北方多以入声为平声，以平声为上声，如“屋”发为“乌”，“乌”发为“坞”，“笔”发为“卑”，“卑”发为“彼”。

以声音的一省一郡之别而言，如：齐、鲁发声洪，淮、扬腰声重，徽、歙尾声长。又山西以“东”为“敦”，“北”为“鳖”，“公”为“昆”，“风”为“分”，“俸”为“粪”，“兄”为“薰”；福建以“洪”为“逢”，“冯”为“红”，“虎”为“甫”，“府”为“浒”，“风”为“薨”，“文”为“门”“书”为“疏”，“主”为“祖”；吴地以“何”为“湖”，“县”为“院”；而越地方音则以王黄、周州、陈秦、山三、星声、申辛、舒胥，共为一音；广东以“东”为“冻”，以“管”为“官”，以“人”为“能”，以“屋”为“窜”，以“刀”为“多”，以“久”为“苟”，以“酒”为“走”。

从明代方言的实际例子来看，有些方言的语音，却与古韵相合。换言之，语音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每当一个朝代确立一代“正音”之后，往往是与古音的差距越来越远。而古音正好保留在一些方言之中。如在明代，山西人将“去”读若“库”，福建人将“口”读若“苦”或“走”读若“祖”之类，

均是古音保存于方言的最好例证。与此相反的是，北方的方音中，有很多却并非正音，如以“玉”为“裕”，以“禄”为“虑”，以“国”为“归”，以“德”为“呆”之类，

就是最好的例证。

上面所举之例，可以说仅是明代语言中方音比较浅显的例子。如果从声律的角度加以探求，那么对明代各地的方音的辨析将更为细微。在这方面，即使如沈约的《韵书》，也不免有人说其渐染吴音。这一方面说明声音之道的研究，确实相当困难，但另一方面也可证明，即使所谓的“正音”中，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地方的方音。这无疑导源于商业发展、人口流动的日渐频繁。无论是出任京职、外任，还是流寓、冒籍、寄籍，或者商人到各处贸易经商，无不会给语言的融合、尤其是方音与正音之间的互相渗透留下至为深远的烙印。

（二）方言

明代各地方言，无不有其本身的地域特点，但由于现有资料的匮乏，无法一一对各地方言作深入的探讨。下面以南京、北京、福建、广东、关中等地的方言为例，对明代方言作一简单介绍。

南京方言，自具特色。明人顾起元对南京的方言作了广泛的收罗，并将其记录下来，颇便于今人的考察。下据顾氏的记录，摘要引述如下：媌条——言人物之长；标致——美；干净——蠲；龌龊、邋遢、鏖糟——不蠲；忽刺、砰磅——大。

北京方言，明人沈榜也有记述。下根据他的记述，引述例子如下：猫食——内官家人；倒儠匠——弹唱人；

挂搭僧——代替人；傻子——痴人；拐子头——总角；乌卢班——不明白。

在福建，一般称客不曰“兄”，而是称“人客”。福建莆田、漳州、泉州一带，称夫为“翁”，而漳州人又将妇人私下的相好为“路头翁”。

据明朝人的观察，两广之音，尽管难以通晓，但南海、番禺，犹有可推，潮州、惠州、雷州、廉州之间，则不再有清浊。下面根据明代的史料记载，对两广方言稍作介绍如下：游乐，一般称之为“则剧”，此说见之于朱熹《朱子语类》，闽、广两地基本相同，又有“仙”、“仙欣”、“料”诸说；问“何如”，则说“点样”；指“何处”，则说“蓬蓬”；语人，则说“蔑地”；无，则说“毛”，音如“耄”；移近，则说“埋”；称小孩，则说“仔”；称不检点者，则说“散仔”；斥男女之贱者，男的是“獠”，女的为“夫娘”；称子弟之汰不晓事者，为“大头虾”，明人陈献章曾经对此有解释，大概以大头虾的虚张形状而实不足啖来比喻这些人。

在关中，军士到了冬天必须守冬，多不在家。其妻在家中与人私通，不甚向人索钱，当地人称之为“趿破鞋”。

（三）方言之字与音

在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或字音相沿而呼，却与原来的本音不同；或相习而用，而与本义相乖；或通用于全国各地，却不知其起源。所有这些，均需要给以适当的辨讹。下以南京为例，稍作考察。

首先，方言字音与本音相谬，却相沿而呼。举例如下：“惹”之音，应为“人者切”；“野”之音，应为“羊者切”“；写”之音，应为“悉姐切”；“且”之音，应为“七也切”；“姐”之音，应为“子野切”。在明代所常用的二十一马韵中，上面所举这些字，字音均应与“鲊”字之音相叶。但在南京，这些字的发音，却有所不同。如“惹”作“热”之上声，“野”作“曳”之上声，“写”作“屑”之上声，“且”作“切”之上声，“姐”作“接”之上声，一概不与马韵所定相同。此外，如皂隶之“皂”，造作之“造”，音与“早”同，但南京人都读作去声，音同“躁”字；“大”之音，不作“徒盖切”，也不作“口个切”，而是念作“打”字的去声。

其次，方言习用之字，已多与本义相乖，但习用已久，不但失其本义，甚至流行到全国。这是语言的古今变化与地域融合的综合体现。举例如下：“钞”字，原义为“略取”，但在明代南京，已是将写书称作“钞书”，官方的文案称作“钞案”，造纸称作“钞纸”。“弔”字，原义为“问终”，但在明代，官府取文书称作“弔卷”，或称“弔钱粮”。“打”字，本音应作“都冷切”，但在明代却作“丁把切”。此字原义为“击”，但在明代已将预事称作“打叠”，探事探人称作“打听”，预先计较称作“打量”，卧称作“打睡”，买物称作“打米”、“打肉”，治食具称作“打饼”，张盖称作“打伞”，属文起草称作“打稿”。

上述这些字，均在明代民间沿袭运用，而且已远离字的原义。尽管如此，明代有些方言语音，往往也暗合古韵。如山西人以“去”为“库”，福建人以“口”为“苦”、“走”为“祖”。又如昆山之吴淞，“呼”入“虞”字韵，而江北则“呼”入“灰”字韵。

这又说明了明代方言之音的地域差异及其复杂性。

在明代的土语方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苏州、松江人的土音。明人李乐言：“天下土音皆真，唯苏、松不真。何也？少年各尚纤巧，而自立其说也。”

显然，各地土音，均由各地风土所定。但在苏州、松江，由于一部分人崇尚纤巧，刻意说一些与本地土音不同的话，使其语言已经失去了当地土音的特色，而是与大众化的市语相近。

五俗语、白话与隐语

明代民间或市井语言，丰富多彩，值得介绍的有俗语、隐语。

（一）俗语

俗语是人类语言长期积累的产物，是为大众所认可并形成固定形式的大众化共同语言。这类俗语，在明人小说中频繁出现，其表现形式为“自古道”或“常言道”，有的干脆称“俗语道”。如小说《金瓶梅》中有“自古道”云：“幼嫁从亲，再嫁自身。”“欲求生快活，须下死工夫。”（第5回）有“常言道”云：“世上钱财傥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第7回）有“俗语”道云：“过了一日是一日。”（第64回）

民间常用的俗语，当然与士大夫习用的所谓的“雅言”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在明代，民间百姓一般用“辱末祖宗”或“辱末世界”，作为骂那些不肖子孙或者恶人之贪不知耻之人的用语，而在士大夫中就不这么说，而是用“玷辱”、“汙辱”。但民间所用“辱末”二字，其实也是有出处的，出于《汉书》的“污衊”。据颜师古注，“衊”音“秣”，是“涂染”之意。这又可说是“俗言亦有所本”的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人的很多俗语，却是来自当时发生的人与事，显示出明人语言生活的时代性。这有三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可以列举：一是“傅相”。乡人将谷中之稗称为“傅相”，其实起源于当时确实有一位败家子，姓傅名相，继承先业，家世巨富。但他终年迷恋花酒，很快家业荡尽，一贫如洗，妻离子散，只好乞食妓门，乃至最后饿死，葬于沟渠。

二是“活邢敖”。在松江，隆庆以后民间妇女骂人必说“活邢敖”。其出典就是“贼犯邢敖”。隆庆时，华亭县有一越狱之盗邢敖，被知县张烛“抉其目，暴尸于市”，

后来却成为泼妇的口实。三是北方人骂下劣的妇女为“歪辣骨”，又作“歪刺骨”，在小说《金瓶梅》中也经常出现。这一说法，显然也与明代的时事相关。据当时京城中熟谙市语的人说，明朝宣德年间，蒙古族瓦刺部由于经常受到明朝廷的征讨，衰弱贫苦，就将他们的妇女售卖给边地的汉人，每口不过酬几百钱而已，因其貌寝而价廉，故称之为“瓦刺姑”。

俗语的形式很多，既有歇后语、双关语，又有谚语、俚语。

1.歇后语

在明代，一般又将歇后语称作“通方俏语”。所谓“通方”，无非是说这些话在全国各地可以通行；所谓“俏语”，是说这些话多少带有一些俏皮之处，可以供人谈谐解颐。现存戏曲《大明天下春》卷8的中栏，专门附刻了《通方俏语》一书，其中收录了很多在明代相当流行的歇后语。下面根据此书，引述几例如下：“顺风使帆进北京——都是南风”，“铜钱孔里打秋千——小人”，“一枝牙簪三厘重——轻骨头”。

在《金瓶梅》小说中，所用歇后语甚多，诸如“班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椅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第60回），“南京沈万山，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第33回）。

2.双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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