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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逗闷的乐子（第3页）

斗鹅之风，在明代已很少见到，仅在福建漳州尚有遗存。“鹅斗，为护其子。故斗时，土人执雏交立其前，雌鹅随后，厉声助其勇也。主人以手招之，壮其胆也。先以酒渍米饲之，酣其力也。若去主与雌，便不能斗矣。弱者败，即逐北。佳者虽败，犹坚立不肯少却。”

斗鹅佳者，一只可值五千之钱，可见并非仅供娱乐而已，或许也与赌博相关。

18.斗促织

据史料记载，明代斗促织之风，当属北京最盛。袁宏道曾记，北京人每当七八月之间，家家都养促织。市场上所卖者，到处都是养促织用的瓦盆泥罐。不论男女老幼，“皆引斗以为乐”。

而姚旅的记载已经证明，当时北京的斗促织之戏，已是“斗者视战之胜败为赌”，

将一种娱乐之戏变成了赌博之具。

明代皇帝中，以宣宗最擅长斗促织之戏。他曾经密诏苏州知府况钟，上贡千只蟋蟀，于是当时的民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乃至在晚明，宣窑蟋蟀盆成了一种珍品，其价不减宣和盆。据史料记载，当时苏州制造促织盆的，主要有陆墓、邹莫两家，所制之盆，雕镂人物，妆彩极其工巧。邹家二女大秀、小秀所造之盆，尤其精妙。

此外，吴、越一带的浪子也好斗蟋蟀之戏，并以此赌博，赌资有时高达数百两银子。

19.斗蛛

斗蛛之戏，创自晚明公安人龚散木，完全是一种士大夫的游戏。斗蛛，以色黧者为上品，色灰者为中品，杂色者为下品。斗蛛之名不一，有玄虎、鹰爪、玳瑁肚、黑张经、夜叉头、喜娘、小铁嘴等，各以其形似命名。每当春和之时，“觅小蛛脚稍长者，人各数枚，养之窗间，较胜负为乐”。

20.斗蚁

斗蚁之戏，也盛行于北京的儿童之间，显然是一种儿童游戏。每当斗时，“儿童取松间大蚁，剪去头上双须，彼此斗咬，至死不休”。

21.瓜战与蔗战

瓜战与蔗战，主要流行于福建莆田、广东广州，其玩家不是儿童，就是游闲少年。玩这些游戏的目的，或为“出钱偿值”，带有赌博性质，或纯粹就是“以供笑乐”，不过是一种解闷的乐子。

瓜战，其法分为三种：一是猜断西瓜的肉色，二是猜断瓜中籽的颜色，三是猜断用拳剖开瓜时，掉落在地上的瓜籽数。蔗战，莆田与广州稍有不同。在莆田，“甘蔗上时，莆人以数束积傍为赌，只取数枝，两人递擘，次数同而比试，短者偿值。”在广州，“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为胜”。

（三）弈棋之风

古今之戏，流传最久者，应当数围棋。其迷惑人并让人沉溺于此，可以说不亚于酒色，自古就有“木野狐”之名，堪称不虚。

举其大者，弈棋的种类可分围棋、象棋、双陆三种。

围棋所传，有《棋经》13篇。邯郸淳《艺经》所记棋局，为纵横各17道，合计289道，其制视明代少71道，可能这是汉、魏以前之制。至梁，宝志曾说：“从来十九路，迷误许多人。”则知梁代以后，始为纵横十九路之制。

明代所传围棋势谱甚多，如所谓大小铁网、卷帘边、金井栏等，凡以百计，其根本大意无非是为了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惟其求制人，故须求先。始而布置，既而交战，终而侵绰，稍缓一着，则先手就为对手所得。

象棋，又称象戏，相传是武王伐纣时所作。此说虽不可靠，但说其源于战国兵家者流，大概还是可信的。究其原因，战国颇重车战，正好与象棋相合。

象棋之战，兵卒过河，有进无退，正是沉船破釜之意。其中的机会也是变幻莫测，尽管与围棋相比，其变化稍显简约，但攻守救应之妙，也是千变万化，不可言状。象戏比起围棋来，还是稍显简易，这是因为道有限而算亦穷。但就其所惯用之弃小图大，制人而不制与人之法，则与围棋相同。其势谱，则详载《金鹏变势》一书。

据唐《玄怪录》，可知当时象棋遗制，所谓“天马斜飞”、“辎车直入”、“步卒横行”者，大体与明代所传象棋玩法相同，但其中所云“上将横行击四方”，则与明代有异。在唐朝时，尚不闻象棋中有象，至明代才出现。

双陆，一名握槊，又名长行、波罗塞戏，本属胡戏。名为“双陆”，其意是子随骰行，若得双六，则无不胜也。而“握槊”一称，则是象形。

双陆玩法，以先归宫为胜，也有任人打子，不满他宫，使之无所归者，称为“无梁”。如若不成，反而称败。其胜负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间，当然也需要讲究策略与计谋。

双陆的形制，有北双陆、广州双陆、南番、东夷之别。打双陆在市民中也很流行。在小说《金瓶梅》第1回中，就说破落户西门庆“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又说帮闲应伯爵，“又会一腿好气球，双陆、棋子件件皆通”。

在明代，弈棋之风在士大夫中悄然盛行，而且出现许多名手。据载，如新安之方生、吕生、汪生，福建之蔡生，一时俱称围棋国手。而在这几位国手中，方生比起其他几位来，又有“白眉之誉”。后方生入赀为大官丞，谈诗书，不再与人下棋角逐。继方生而起的是六合王生，足迹遍天下，几无敌手，名晨华夏，号称当时天下第一。此外，如吴兴的范生、周生，永嘉的郑头陀，也堪称一时国手，但棋艺均无法与王生相敌。士大夫不仅将下棋当作取兴之途，而且在山林多暇之时，结成“弈社”这样一种棋艺社团，其中只是戒奢侈丰靡，但可以互相诙噱。

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也有一些擅长围棋之人。如谢肇淛，六合王生让其四子，两人即可一战。与当时华夏第一高手能下成如此，实亦属不易。

晚明福建福清人大学士叶向高，号称“弈品居第二”，但与名手无锡人过文年交手，即告败阵，而当时过文年尚是一少年。

与博戏相比，弈棋固可称雅事，但也无法摆脱赌博之习。如当时在北京有一国手林符卿，见过文年年少，颇为傲视。后与过氏下一局，“公卿争出注，约百缗”。最后，还是过氏获胜，棋品遂称第一，一时名噪京师。

二山歌俚曲

在明代，民歌有山歌、俚曲、小令诸别称，是一种文辞与曲调相结合的文学形式。民间的格调是明代平民文化的基本特征。民歌的音乐性曲调构成了戏曲音乐的基本来源，其文字内容更从根本上反映出适合平民审美情趣的民间性格调。

（一）民歌俚曲的演变

明代的杂曲、俗曲即民歌相当发达，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吴歌”与“粤歌”。明人田汝成说：“吴歌惟苏州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诗人之体。”

所谓的“得诗人之体”，即指歌中有赋、比、兴等形式，显然与文人参与民歌的创作有关。假如说吴歌多为市民文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江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那么粤歌则以民族、土俗为其特性。屈大均说：“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

民歌俚曲有其自己发展变迁的历程。元人小令，起初行于燕、赵等地，其后浸淫日盛。自宣德、正统、成化、弘治以后，中原开始流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等小令。当时流传的“泥捏人”、“鞋打卦”及“熬鬏髻”三阕，即为上述三牌名之冠。此后，又出现了《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流行程度还是无法达到上述三曲的盛况。嘉靖、隆庆年间，民间又兴起《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

《粉红莲》、《桐城歌》等歌曲，从两淮以至江南，十分流行，不过其形式已渐与词曲相远，不过描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万历以后，又出现了《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此二曲在民间的影响极大，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贵贱，人人习之，也人人喜听，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山坡羊》一曲在南北词中均有此名，尤以北方为盛。据说，《爱数落》、《山坡羊》二曲，其曲调传自宣化、大同、辽东三镇。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言语虽然“秽亵鄙浅”，但羁人游婿，“嗜之尤深”。

在南京，里巷童孺妇媪所喜闻的民歌，起初只有《傍妆台》、《驻云飞》、《耍孩儿》、《皂罗袍》、《西江月》诸小令，其后又出现了《河西六娘子》、《闹五更》、《山坡羊》，到最后才流行《挂枝儿》、《打枣竿》。

（二）由雅到俗的音乐

民歌多有自己的曲调，并有独特的演唱方式。如《山坡羊》分为沉水、数落两种曲调，《傍妆台》、《耍孩儿》等也有自己固定的曲谱。至于如《桐城歌》、《挂枝儿》、《干荷叶》、《打枣竿》等，其音节均模仿《山坡羊》的曲谱，只是音调则更为淫靡而已。又如吴江的山歌，其演唱的形式也分为以下两种：“有先以款乃发声而后歌者，有既歌而带以款乃为余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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