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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服饰制度与社会风尚（第3页）

英宗天顺年间，教坊司乐工、妇女僭用服饰。花样异色，所用面料有纱、罗、绫、缎，“内衬大红织金，及戴金玉宝石首饰、珠环之类”，在街上往来招摇。

值得指出的是，在英宗统治时期，朝廷对服饰尚一再申禁。如天顺年间，朝延又重新下令，在服饰花样上禁止一般平民百姓的衣服，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或姜黄、柳黄、明黄、玄色绿等服饰色彩。

又如当时有人穿皮靴进入皇宫禁地。英宗见到后，命锦衣卫“潜捕于路，一日得数百人，皆下狱。”为此，英宗又重下禁令，禁止平民穿皮靴。

直至成化、弘治以后，明代服饰风尚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服饰式样开始翻新，而且不分男女，面料也日渐奢华，官方的服饰禁令已是滥倒至极。如福建泉州府，成化、弘治以前，服饰崇尚俭朴，等级俨然。史料揭示道：

俗尚敦朴，自昔已然。诸诣黉塾市肆者，踽踽一布袍，士以素，庶人以缁，冬夏迭更，聊顺寒署。假积之家，制薄缣轻纱为衣，藏诸笥中，值吉礼嘉会，始一被体。既散，归而笥之如故。

但到了成化、弘治以后，尤其是到了万历年间，泉州的服饰风尚已趋于奢侈，而且等级制度荡然无存。史载：

储无甔石，衣必绮纨，非然者以为僇辱。下至牛医马佣之卑贱，唐巾、晋巾、纱帽巾，浅红深紫之服，炫然摇曳于都市，古所谓服妖也。

这是地方志对成化、弘治以后服饰变化的反映。事实上，这种变化，同样受到了朝廷和朝廷官员的注意，而且反映于官方正史中。如《明实录》载：

兵民服色器用，已有定制。近在京多犯越，服用则僭大红织金罗缎、遍地金锦……首饰则僭宝石珠翠。下至倡优，亦皆僭侈。

综上所述，在明代晚期，异言异服之人，僭奢淫佚之辈，摩肩接踵。即使朝廷的禁令，五城兵马司的宪约，也被轻同弁髦。这是晚明服饰生活冲破传统伦理等级制度的真实反映。

（一）服饰风尚变化的社会基础

明代中期以后，服饰风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出现了新的动向。究其社会基础，有下面几点：

一是经过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海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开拓，城市更加繁荣，无疑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尤其是在服饰上冲破传统的等级制度，并从服饰的实用化走向美学化、个性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一些城市中，随着商业化大潮而至的是首饰店、服装店的普及，有些甚至是名牌老店。如在北京，成化年间最有名的首饰店有屠宗顺等几家，专门贩卖宝石，“倍获价利”。

在杭州，有专门从事金箔、销金之业的工匠、商人，他们的产品除了上供之外，大多用于民间百姓的首饰、衣袴。

至明朝末年，北京卖服饰、面料、首饰的店铺，更是到处林立，如勾栏胡同的何关门家布、前门桥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都名著一时，起家巨万。

在开封，买卖或裁制衣冠服饰或面料的店铺，也是遍布街市，有汗巾铺、成衣铺、打金铺、估衣铺、大缎店等。

即使在一些边地，如宣府，在市场中也遍布买卖服饰面料的店铺，诸如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等等。

二是自永乐以后，朝廷尽管仍然一再强调服饰的等级禁令，但相对于朱元璋统治时期而言，永乐以后朝廷对民间百姓的服饰控制就稍显宽松一些。永乐九年（1411），南京聚宝门千户上奏，说有民间百姓人城，检查其行李，发现了金镯和银子数锭。这是完全违法的事。按照当时的规定，民间不得以银交易，而百姓则不得用金首饰。但明成祖朱棣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说：“禁民交易服用，何尝禁其藏蓄。”轻描淡写，大事化小，下令将金首饰、银锭全部退还。

永乐以后，仁宗、孝宗以宽仁行政，苛严之政大多取消；孝宗以后诸帝，或游戏，

或疏于朝政，王纲更是日渐解纽。所有这些，更是导致礼教控制的松懈，有利于民间生活尤其是服饰趋于多样化。

三是明代纺织技术的进步与改良，染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开拓以及由此带来的海外面料的翰入，显然都为服饰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

明代丝织机具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明中期新发明了改机，使丝绸品种更趋增多。根据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花机和腰机是当时最主要的两种丝织机具。在苏州，到明末时更是出现了绫机、绢机、罗机、纱机和绸机五种丝织机。随着织机的改进，花本也相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转而促进了织机的进一步改善。

在江南，不但出现了像苏州、杭州、嘉兴、湖州那样专业生产丝绸的丝绸之都，

而且以丝绸生产为主业的专业市镇也蓬勃发展，诸如乌青镇的大环绵，唐栖镇的绵绸，王店镇的王店绸、画绢，双林镇的包头纱，濮院镇、盛泽镇的纺绸，多倡自明代，至清而更发扬光大，乃至名闻天下。

纺织技术的改进，必然带来服饰面料的多样化。松江是明代的棉都，号称“衣被天下”，很多棉布就出自松江，品种繁多，分别有三梭布、标布、官布、飞花布、丁娘子布、织花绒布、尤墩布、紫花布、中机布、小布、浆纱布、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等品种。尤其是苏州府属嘉定县所产的斜纹布，有时织成“水浪胜子”的式样，匀细坚洁，看上去似绒，其中的精品每匹值银一两。

此外，如浙江宁波、绍兴所出的精葛布，广东增城的女葛，均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女葛，在当时就有“北有姑绒，南有女葛”的说法，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广东增城所产棉布种类也很多，而且有些还属于棉、麻、丝、苧的混纺织品。主要有：绵花布，用棉花纺织而成；蕉布、白麻布、苧麻布、葛布、青麻布、黄麻布，均用麻纺织而成；丝经布，以丝为经，纺棉为纬，夏天穿服；苧经布，以苧为经，缉麻为纬，夏天服用。

丝绸是服装的上等面料。明代丝绸主要产自杭州、嘉兴、湖州、松江、苏州诸府。尤其是苏州、杭州，更是在当时被称为丝绸之都。丝绸的品种很多，可细分为绫、罗、绸、缎、纱、绢、改机、绒、锦、褐、琐幅等，而且每一种面料又因品质或工艺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种类，如：罗，有刀罗、河西罗之别，有花、素两种；纱，素的称银条纱，花的称夹织，花、素都有金缕、彩妆数种，甚至还有绉纱、士纱、包头纱；绢，有花绢、画绢、罗底绢、云绢、素绢、生绢、熟绢；纻丝，俗称缎子，有花纹，有光素，有金缕彩妆，制极精巧；锦，有遍地锦以及制作帐、褥、被的紫白、缕金、五彩等种类；绸，有绞线织的线绸，撚绵而成的绵绸，数根丝攒成的丝绸，俗称杜织的粗绸、绫机绸、瑞麟绸、绉绵绸等。

所有丝绸面料，或织金，或妆花，或过肩，或闪色，工艺相当精致。即以抄没严嵩家产所列衣服面料为例，品种有：缎，有大红织金妆花蟒龙缎、大红妆花五爪云龙过肩缎；绢，有大红妆花过肩蟒绢、大红织金蟒绢；罗，有大红织金妆花蟒龙罗、大红妆花过肩云蟒罗；纱，有大红织金妆花蟒纱、大红织金过肩蟒纱；绸，有大红妆花过肩云蟒绸、大红织金蟒龙绸；改机，有大红妆花过肩云蟒改机、大红妆花斗牛补改机；绒，有大红织金蟒绒、大红妆花过肩云蟒绒；褐，有西洋铁色褐；锦，有大红宋锦、五色妆花锦；绫，有大红织金绫、红绫；琐幅，有红琐幅、青琐幅。这些面料又因品质不同而产地各异。如云素绸，多产自南京、潮州、潞州、温州、苏州；绢，多产自嘉兴、苏州、杭州、福州、泉州。

此外，如山东、广东以椒蚕丝为原料的茧绸，四川的蜀锦，北方的大绒，广东的天鹅绒、琐幅，在明代也属于相当著名的服饰面料。

海外贸易的开拓，导致海外服饰面料逐渐进入中国。在明代的服饰面料中，有一些就产自国外。如西洋布、高丽布，早在永乐年间就成了皇帝赏赐文武百官之物。

明自郑和下西洋之后，大量的印度棉布开始输入中国，其中包括孟加拉的绒布（mahmal）、布罗（Sanah-baf）、科罗曼德的槁泥布（Guinea）、红八者蓝布（Percallen）、沙马打里布（Salempoeres）、红番布（mousseline）四种名布，以及科泽科特的条纹布（Sakhlat）、苾布（betteela）。

所谓的红番布，就是明朝典籍中时常提到的西洋布，其产地除了印度外，缅甸也曾向中国的朝廷进贡过西洋布。

西洋布分为冬夏两种。用做冬服的西洋布较厚，而用做夏服的西洋布则较薄，薄如蝉纱，洁比雪艳。冬西洋布多产自印度、缅甸、暹罗，而夏西洋布则产自欧洲。

此外，还有来自日本的“倭缎”。这种日本面料传入中国以后，就很快被福建漳州、泉州等地的织工学会仿织。

由日本、琉球所贡的兜罗绒，杭州织造局的工匠也能模仿生产。

朝鲜所产的高丽布，中国也已基本掌握其纺织之法。惟有西洋布，据宋应星的说法，“则未覈其质，并不得其机织之妙”。

西洋布虽属印度、缅甸贡品，但已在民间与一些官员家久已流传。宋应星说“未覈其质”，不过是证明他不曾亲眼见到这种服饰面料；而说“不得其机织之法”，说明明代尚未仿织西洋布，基本符合当时纺织业的实况。

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的染色工艺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诸如：通过发展脱胶、炼白技术，采用白度好于以前的炼白丝，以使浅色更加光亮润泽；通过采用套染，使色彩更丰富多彩；由于改进了染色工艺，进而可以染出玄、墨两种色彩。

染色工艺的发展与改进，势必带来服饰面料的色彩更趋众多，而且不断更新。据研究，明末的丝绸色彩至少有120余种，其中有70种色彩不曾见于以前的记载（参见表2）。陕西向皇宫进贡的银鼠皮，其皮张的染色，既具皇家特点，而色彩更是丰富多彩，分别有柘黄、玄色、真紫、大红、深青、福青、明黄、鹅黄、鹦哥绿、柳青、翠蓝、桃红、天青、明绿、出炉银等17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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