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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学（第1页）

建安文学看“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所以后人合称他们为“三曹”，又因为时处建安年代，又有“建安三曹”之说。他们雅爱词章，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蔚为大观。

曹氏父子三人都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他们三人的思想感情也大不相同，曹操一生雄才伟略，建功立业；曹丕一生富贵闲适，安守父业；曹植一生壮志难酬，郁郁寡欢。这让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角，“三曹”诗文既反映他们伤于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凉，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伟大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也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曹操年轻时爱舞枪弄棒，后来当上了洛阳北部尉，负责京城治安。曹操功必赏过必罚，把京城治安管理得井井有条，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华。

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著有《蒿里行》《短歌行》《观沧海》等。他对天下极具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一斑，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曹植自幼颖慧，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此外，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洛神赋》是曹植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他路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而不能交接的无尽愁怨和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怀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

建安二十五年（0年），曹操病逝，曹丕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曹操逝世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终结了汉朝四百多年统治，改国号大魏，为魏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三国时代中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曹操曹丕曹植是汉末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创立者。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9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了后世的普遍承认。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安阳北）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在政治上反对曹操。他的文章虽然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骈俪成分极重，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孔融之外，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王粲能诗善赋，诗以《七哀诗》最为有名，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一样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精神。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9年），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00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08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籍的《驾出北郭门行》刘桢的《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的《七哀诗》刘桢《失题》中的“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

蔡文姬（约789年），原名蔡琰，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改字文姬，陈留国人，她是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琴家。

文姬博学多才，自小音乐天赋过人。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她岁时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其父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长大后她更是琴艺超人。

文姬岁时嫁于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卫仲道更是出色的大学子，夫妇两人恩爱非常，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蔡文姬不曾生下一儿半女，卫家的人又嫌她克死了丈夫，才高气傲的蔡文姬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回到娘家。后父亲死于狱中，文姬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年，并育有二子，此间她还学会了吹奏“胡笳”及一些异族的语言。

曹操感念好友蔡邕之交情，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周近做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岁，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田校尉董祀，就在这年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蔡文姬嫁给董祀，起初的夫妻生活并不十分和谐。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思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生得一表人才，通书史，谙音律，自视甚高，对于蔡文姬自然有些不足之感，然而迫于丞相的压力，只好接纳了她。在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她顾不得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倘若处死董祀，文姬势难自存，于是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之恩德，对蔡文姬重新评估，夫妻双双看透了世事，溯洛水而上，居于风景秀丽林木繁茂的山麓。若干年以后，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曾经前去探视。

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由于她的文化教养和不幸遭遇，使她写下了杰出的诗篇，现在流传下来题为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都是自传性的作品。她在胡地日夜思念故土，回汉后参考胡人声调结合自己的悲惨经历，创作了哀怨惆怅令人断肠的琴曲《胡笳十八拍》；嫁董祀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伪作）。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它长达五百四十字，像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此前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女性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悲愤诗》从精神到艺术手法都接受了汉乐府传统影响，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现实主义。它善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使人有如亲临其境。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接受了它的影响。

她的《胡笳十八拍》是一首长篇的浪漫主义抒情杰作。它与《悲愤诗》虽然是同写一件事，但风格迥异，不是客观地细致地描写诗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饱含血泪地对不幸的命运发出呼天抢地的控诉，感情汹涌澎湃。

“竹林七贤”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成名的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竹林七贤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任性放达。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正是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名气的人，他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他弹奏的《广陵散》在当时非常著名。

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嵇康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长久下去，岂不危害我太平江山的统治，此人非杀无以正民风清王道，这里不是现成有个吕安的案子吗？将他牵连进去，既可杀之，又不会施人以柄，岂不妙哉。于是，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年，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

“竹林七贤”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尚自然为论点，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略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陈寿（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

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失街亭以后，和马谡一样受到处罚，马谡被诸葛亮投进大狱，死在狱中，陈寿的父亲受到髡刑的处罚（即剃去头发，是种污辱性的处罚），然后逐出军营。陈寿的父亲回到家乡，几年之后结婚生子，得了陈寿。陈寿的父亲在儿子身上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陈寿要求非常严格。

陈寿聪慧好学，从小就对历史著作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先通读了最为古老的《尚书》和《春秋》，更精细地研习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熟悉了写作史书的方法。同时，他所写的文章富艳动人，深得长辈们的赞许。

陈寿小时候在家中读书，时时受到父亲的关注和督促，大约在8岁时他进入了蜀国都城成都的太学学习，进一步刻苦攻读史学。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谯周，陈寿在他的《三国志》中专门为这位同乡的老师写了一篇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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