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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天阁（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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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是指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更高层次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在心灵净土独善其身，找到一份宁静。[1]

自古流传很广，有很多版本，如：“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等，都是说明：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是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1]

有能力的人希望借助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

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廷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

隐士的三种精神境界

一、看破人生的人才往往想过隐居的生活。与世无争，所以有人解甲归田。这是小隐。

二、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闻不见，从而得心境的宁静，这是中隐。

三、在朝为官，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勾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不与世争，不与世浊，悠然自得的生活，这才是归隐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隐士，所以谓之“大隐”。朝，指朝廷，这里引申为做官。[1]

起源出处编辑

据民间传说，汉武帝时期，东方朔就曾自拟自己是大隐隐于朝的隐士，但缺乏准确文献记录。目前已知最早的文献记载则是晋代王康琚之《反招隐诗》：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2]

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洗耳翁”许由算起，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可谓源远流长。[2]

东方朔，字曼倩，汉平原厌次（今山东省惠民县钦风村）人。东方朔的一生大致可以第一次得官做常侍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滑稽求官时期，后期即直言切谏时期。无论是前期的求官，还是后期的直谏；无论是第一次应诏上书，还是后来的“陈农战强国之计”，东方朔都是为了得到汉武帝的重用，进而“为天子大臣”，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然而，终其一生，东方朔并未获得汉武帝的政治信任和重用，“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反而被别人视如倡优，以喜剧人生开始，而以悲剧人生结束。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黑暗、不公、残酷和凶险的东方朔，总结了历史和人生的经验教训，开创并实践了大隐的处世之道。古代的隐逸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如果按照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中隐》诗中的概括，中国古代的隐逸形式大致有大隐、中隐、小隐三种。依此来看，汉代的东方朔要算是中国大隐形式的首创者，也是大隐智慧的代表人物。[2]

东方朔的大隐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据地歌》和《诫子诗》中。《据地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简短的二十八字的歌吟，思想明确，感情真挚，语言平实，是东方朔大隐哲学的诗歌式自白。在朝廷间避世，隐身于区区郎官的地位而不求显达，就是东方朔的“大隐”。《诫子诗》云：“明者处世，无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慧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首八十八字的整齐庄重的四言诗，是东方朔的“顾命之作”，也是东方朔大隐思想全面、深刻、集中的表达。[2]

东方朔的“大隐”就是避世金马门，隐居于朝廷。之所以称之为“隐”之“大”者，是因为隐逸于朝廷属于深藏不露，所谓大隐无形。朝廷岂是隐逸之所？这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因为在东方朔之前，隐居避世之士大都选择远离朝廷的深山幽林或田野蒿庐，前者如伯夷、叔齐，后者如长沮、桀溺。而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隐逸凸显的是隐逸主体对自我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维护。至于隐居山野或朝廷，那只是形式问题。如果过于看重形式，拘泥形式，而不执守隐逸的内在旨趣，那反而极易走向其反面，走向如唐朝卢藏用那样的“终南捷径”。尤其应当强调的是：东方朔的大隐思想，视自我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同等重要，它并不主张只有精神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2]

伯夷、叔齐原是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纣，他们扣马而谏；武王灭殷，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最后双双饿死于首阳山。古人以他们为高尚守义的典型。东方朔也曾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效法的楷模，“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但是，东方朔认为，伯夷、叔齐远离朝廷，隐居山林，不仅于现实政治丝毫无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成就了高尚的精神节操，却在生活困顿中双双饿死，没有保全自我的生命，这种“贵心伤身”的处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肥遁无不利”的义理的，也不符合养生之道。他们与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们有何区别？所以，尽管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东方朔却直言“首阳为拙”，不取其道。[2]

周朝诸侯国鲁国柳下慧的事迹在《论语》、《孟子》中都有所记载和评论。他为鲁国仕师（狱官），“三黜”而不离开父母之邦鲁国隐避他乡；他不以侍奉污君为羞辱，也不以官小而辞掉，在朝廷上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办事奉行自己的原则。他被遗弃也不怨恨，身处穷困也不忧愁。即使是与乡下佬相处，柳下慧也高高兴兴地不忍离开。他的名言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由此看来，柳下慧是一个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洁精神的两全其美的智者。所以，尽管孔子评说柳下慧“降身辱志”，但东方朔仍然称赞“柳下为工”，并效行其道。[2]

总的来说，在秦汉之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士人在政治上是有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在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士人政治上的独立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至高无上的皇权、势力无边的皇威使得封建士人在人格上由独立自由转变为依附侍从，甚至有时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东方朔所处的汉武帝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东方朔对封建帝王的独断专行、官场吏治的黑暗不公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答客难》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人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简直是无所逃遁！从《嗟伯夷》来推想，东方朔很可能曾一度想像伯夷、叔齐那样隐居山林，但他最终决定不辞小官，“以仕代农”。但是，在朝廷为吏，却又不能阿谀逢迎，失去正直为官的原则，还要保持高尚的节操和高洁的人格尊严，这不能不让东方朔颇费思量。为此，东方朔虽身处卑微的如同倡优的郎官地位，仍然不断地直言极谏。谏起上林苑、贺杀昭平君、谏杀董偃、谏戒奢侈，直至死前谏远巧佞等，东方朔的行为确如张溥所评：“正言岳岳，汲长孺犹病不如，何况公孙丞相以下？”可是，东方朔也深知，伴君如伴虎，总是直言极谏吉凶难卜。于是，他就利用滑稽天性和异世脱俗的行为来保护自己，迷惑他人。长安娶妇、拔剑割肉、醉遗殿上、智辨驺牙等，也确如张溥所论：其形迹与侏儒俳优相近――只不过这就是东方朔所说的“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的处世思想的外在表现，是东方朔的大隐智慧而已。[2]

我们过去似乎过多地批评东方朔的大隐思想是一种庸俗的混世活命哲学，是一种消极有害的思想。其实，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看，它反映出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下正直的封建士人遭受压抑、不平的悲哀的生存困境，也委婉曲折地表达出封建士人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反抗、愤懑和无奈；从士人个体的角度看，它反映出封建士人对独立、自由、高尚的人格精神顽强不息的追求，也折射出封建士人进退两难而又委曲求全的辛酸心态。伯夷、叔齐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自己高尚的精神节操，显示出高扬精神价值的倾向；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老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显示出高扬生命价值的倾向；而东方朔的大隐之道，就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和统一。这或许就是东方朔大隐智慧的思想文化意义和人生意义吧。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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