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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古代有一句民谚，&ldo;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rdo;，说明县令、知府这些&ldo;百里侯&rdo;权力之大，对草民具有极大的伤害能力，但和今日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相比，知县和知府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掌握的资源、运用权力的自由度远不如今日的书记。

名实不符带来的混乱

安徽前几年和最近发生的两件有意思的趣事，颇具象征意义。

几年前，曹操的老家亳州市（县级市）的书记举行阅兵式，将全县穿制服的公务人员集中在一起，供他检阅。对此错误，法无明文惩治，最后他因贪渎被判刑。二〇〇六年六月，安徽寿县县委书记离任，当地官民在古城墙前打出横幅：&ldo;欢送英明领导李某某离开寿县。&rdo;很显然，亳州市委书记想体验的不过只是一场&ldo;回避&rdo;&ldo;肃静&rdo;开道的为官威风，寿县的官吏也无非在恢复送&ldo;万民伞&rdo;的传统。但他们的作为却为什么那样扎眼呢？直给人&ldo;僭越&rdo;&ldo;逾制&rdo;的感觉？除了我们对这类人的政治智慧表示怀疑外，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们这些执掌一方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们的名实发生混乱，因此他们的行为很难有一种刚性的标准来界定，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比如，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以礼法治国，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规格，有明文规定。祭天、阅兵是天子的专利，父母官离任时老百姓送万民伞，绝对不能用颂圣的语言。如果犯了规矩，那是大罪，所以所有的人都能遵循。

而今我们所处的国家政治上的定义是&ldo;人民当家作主&rdo;，官员不论级别高低都是&ldo;人民的公仆&rdo;，但实质上各级官员都掌握着超过前辈的权力。如此以公仆之名掩饰父母官之实，必然会带来名实的混乱。县委书记阅兵，本来是一种帝制时代地方官显示威风的心理作祟，但可以解释为检查一下本县执法队伍的精神风貌，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ldo;欢送英明领导&rdo;本来就是&ldo;万民伞&rdo;的变种，照样可以解释为官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通俗地说，古代的知府、知县所穿的官服，所乘的轿子，都有正式法规进行规定，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这对今天的执政党来说，必须作为&ldo;封建落后&rdo;的制度和文化加以批判和摒弃，而实际在操作层面上，这类规矩又改头换面顽强地生存下来，比如官员的安保规格、用车标准、副部以上的官员才能配备秘书等规定。对种种&ldo;僭越&rdo;&ldo;逾制&rdo;的行为不能堂而皇之援引法规进行惩处，因此地方官员各方面&ldo;超规格&rdo;屡见不鲜，而乡镇政府也敢照着天安门城楼盖办公楼，县、市也能盖一个带华表和仿照金水桥的大广场。

这些冲突，根本原因是执政者的言行矛盾、表里不一、名实不符。所有的官员，如何把握这些官场艺术而不自取其祸，完全靠政治智慧和为官经验，而没有类似《大诰》的东西可以参照。相反，党章规定每个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从这个&ldo;逾制&rdo;的现象就可以一斑窥豹，如今的政治运行场上，潜规则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朝代还要大，显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鸿沟也远甚前代。

官员选拔之对比

汉代小吏的升迁路径是很宽的，他们可以做到两千石大员。自隋唐有了科举制以后，对县级以上的官员，资格上有了严格的规定。这样有利有弊，弊端是仕进途径太过于严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层小吏，由于科场失意，只能沉沦于底层，心生怨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员、敲诈百姓为生存之道。但科举制延续千年，对政权稳定利大于弊，这种严格的资格考试至少杜绝了地方政治权力掌握世家手中，避免官员和富商子弟靠关系和金钱，随意进入官场。以明清为例，出任知县的大多是新科进士，知府以及更大的官员，大多从知县级别的官升迁上去的。很少一部分声望很高而幸运的生员和举人，可以通过&ldo;拔贡&rdo;&ldo;大挑&rdo;的方式进入仕途，担任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但程序异常严格。因此，除了现代制度下的选举，科举应当是程序相当公正的官员选拔形式‐‐而民选为主的现代制度下，也是选票和考试相结合，地方主要首长是选举，大多事务官是通过考试的&ldo;科举&rdo;产生。科举之路是很艰难的，举人以上（包括举人）的功名一律通过考试，很难恩荫。它的好处是通过考试手段打破个人、家族对权力垄断，除了皇帝以外，其他的职位都是开放的。&ldo;父子五进士、祖孙三尚书&rdo;之类的家族毕竟是异数。海外史学家何炳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明清社会阶层构造具备相当的流动性，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总数一半，明清五百五十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ldo;荫&rdo;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百分之六。因此，我们看到，《红楼梦》中因军功起家的贾家，高层权力斗争固然加速其败落，但几代子孙少有人通过科举仕进，那么这样在政治地位上吃老本的大家族也必将慢性衰亡。

反观今天，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这类在政治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职位，其标准说起来要求非常之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个人品德都得出众，但这些标准是虚的，可操作性不强，唯一的刚性标准：他必须是执政党的一名党员。因为根据宪法，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担任地方党委要职的人，理论上讲不需要什么资格，谁都可以当。一旦没有严格的准入资格限制，谁能担任那个职务，名堂就更多了。如果不凭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而选举又不够公正公平，则通过非正常方式取得官职的&ldo;备选人员&rdo;则必然基数大、门槛低，那么出身世家、父母当过大官的子弟，或者手中有钱的人，取得市委书记、县委书记这类职位的可能性，比明清时代的官宦子弟、富商子弟容易多了。过去的捐官，多是候补资格，而且被正途出身的看不起。如今没有&ldo;正途&rdo;、&ldo;别途&rdo;之分，大家都是上面提拔的。近些年来，对官员的学历，组织部门有所要求，但今日取得大学文凭的难度和古代科举是不能相比的，尤其各种党校的文凭也管用，即使此条途径被堵死，在官学一家的今日，官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也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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