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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第3页）

在实际社会上，这些故事都是不容易出现的。妓女们是十之九随了商人们走了的。商人们高唱着凯歌，挟了所爱的妓女们而上了船或车，秀才们只好眼睁睁的望着他们走。这情形，特别在元这一代，是太普遍，太平常了。

五　士子们的“团圆梦”

然而“士子们”不能甘心！

他们想报复。——至少在文字上，在剧场上。而在实际社会里，他们的报复却是不可能。

于是乎，在这些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的喜剧里，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型式，便是士子和妓女必定是“团圆”。士子做了官，妓女则有了五花诰，坐了暖轿香车，做了官夫人。而那被注定了的悲剧的角色，商人呢，则不是被断遣回家，便是人财两失，甚至于连性命都送掉。

《救风尘》里的安秀实终于和当初不肯嫁他的妓女宋引章结婚。

苏小卿已经嫁了冯魁；裴兴奴已经嫁了刘一郎；她们都住在她们丈夫们的贩茶船上。当然没法和她们的情人们会面相聚的。然而，在这里，作者们便造作了传达信息和忽闻江上“琵琶声”的局面出来。

但他们虽然会面了，仍是不能长久相聚的，强夺也不可能。作者们便又使她们生了逃脱的一念，在丈夫熟睡的时候，她偷偷的上了情人的船，人不知，鬼不觉的。等到丈夫们发觉了时，他们的船已经是远远的不知撑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不得已的一种团圆的方法。

像《玉壶春》那样的写着：恰好遇见陶太守归来，还带了一个同知的官给李斌，而当场把妓女李素兰抢夺过来给了斌；像《百花亭》那样的写着：军需官高常彬回了军队时，恰遇他的情敌王焕已经发迹为官，告了他一状，他便延颈受戮，而他的妻贺怜怜也便复和她的王焕团圆；像《重对玉梳记》那样的写着：当顾玉香正在逃脱不出柳茂英的势力圈子，而恰恰的，她的情人荆楚臣便得了官回来，且还恰恰的在最危急的时候，在最危急的地方，遇见了他们；他救出了她；还将他的情敌柳茂英送府断罪。果有那样的痛快的直捷了当的团圆的局面么？

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说，在实际的社会里，特别在元的这一代。没有那末巧遇的，像双渐、苏卿、白傅、兴奴的情形。更万万没有那末巧遇的，像楚臣、玉香、李斌、素兰。而在元这一代里，士子们更永远的不会逢有这种痛快的直捷了当的团圆的。

这只是一个梦；这只是一场“团圆梦”。总之，这只是“戏”！

在元这一代，士子们是那样的被践踏在统治者的铁蹄之下。终元之世，他们不曾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

而因此，他们的“团圆梦”便更做得有声有色！

六　元代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

士为四民之首，向来地位是最尊最贵的。也有穷苦不堪，像王播寄食僧寺，范进、周进（《儒林外史》）之受尽奚落的。然而一朝时来运来，便可立刻登青云，上帝京，为文学侍从之臣。立刻，妻也有了，家也有了，仆役也有了，田地也有人送来，财货也有人借给。所谓“富贵逼人来”者是。这不是一套魔术的变幻么？而这魔术的棒，这亚拉定神灯似的怪物件，便是“科举”者是。不管是诗赋，经策，是八股文，其作用是全然一致的。昔人有诗云：“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便是实况。因此，便养成了“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了。宋代尤重士，不论居朝在乡，士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金人取了中国北部，却也知道笼络人心，屡行科举。南宋对于士更是看重。

但那个“以马上得天下”的蒙古民族却是完全不懂得汉人、南人的社会状况的。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与汉人、南人是那样的不同。元帝国所囊括的地域是那末广，所包容的不同文化与思想的民族是那末众多。要他们怎样的特别的照顾到汉人、南人的旧有文化和制度，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乎，科举的这个制度，“士”的登庸的阶梯，便也不被注意的废止了下来。

元史《选举志》尝痛论元代仕宦流品之杂。“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其实，在元世祖时代，根本上便不曾有过科举。到了仁宗延祐间方才恢复了科举制度。而得上第者未必便有美官。士子出身者大抵皆浮沈下僚，郁郁不得志。《辍耕录》云：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

“士”的地位在元这一代便根本上起了动摇。他们是四民中的一个，而不复居其“首”。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自然更不能为农、工、商所看得起。而把握着当时经济权的商人，则尤视“士”蔑如。郑德祐的《遂昌山樵杂录》云：

高昌廉公，讳希贲……尝言：先兄（希宪）礼贤下士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见。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先兄急延入坐语，稽经?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某等兄弟请于先兄曰：刘整，贵官也，而兄简薄之。宋诸生，寒士也，而兄加礼殊厚，某等不能无疑。敢问。公曰：此非汝辈所知。吾国家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背其国以叛者。若夫宋诸生，与彼何罪而羁囚之。况今国家起沙漠，吾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像廉希宪那末爱士的人实在不多见，而他的这个“于斯文加厚”的行为便为后人所称。然竟也无以起儒术之衰。

同书又载尤宣抚一事云：

时三学诸生困甚。公出，必拥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从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贮中统小钞，探囊撮予之。

那些酸秀才的窘状，不亚于沿门托钵的人物么？金刘祁《归潜志》（卷七）有一段文字形容金末仕宦者之苦：“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却恰好用来形容元这一代的士子的苦闷。

故元代的作者，每多挺秀的才士，而沦为医卜星相之流，乃至做小买卖，说书，为伶人们写剧本，以此为生。关汉卿做医生，而郑光祖为杭州路吏，赵文宝以卜术为生业，做阴阳教授，施惠乃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

其或足以自立者，都是别有原因的，不是被贵游所援引，便是家本素封，不患衣食。顾阿瑛、倪云林他们之所以名重天下，原来也便是惯作寒士们之东道主的。

“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也便是形成了他们的落魄与贫穷的原因。而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他们当然显得寒酸、落伍、减色，而不能和商贾们作有力的争衡的了。

七　元代商业的繁盛与商人地位的增高

而同时，商贾们的地位却突然的爬高了几层，重要了许多。和士人阶级的没落，恰好成一极明显的对照。

杭州虽是故都，但依然繁华如故，并不因南宋的灭亡而衰落下去。也许反因北方人的来游者多，藩邦外国人的来往经商旅行者多，以及驻防军队的数量的增加等等之故，而更显得有生气起来。作剧者关汉卿到杭州来过。而曾瑞卿来到了杭州之后，便定居于此，不肯再回北方去。许多剧本都是刊于杭州的。——更多的古籍是发见于此。她成了元这一代的“文化城”。郎瑛《七修类稿》云：

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时人目为销金锅，相传到今，然未见其出处也。昨见一《竹枝词》，乃元人上饶熊进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语。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

所谓“销金锅”也便是商业中心之意。其实在元这一代，于杭州外，附近的松江，——驻防军的大本营所在地——茶的中心的九江，及市舶司所在地的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庆元（连杭州，凡七所）等地，也都是很繁盛的。这些，都还是“江南”之地。北方的都市还不在其中。

“江南”素为财富之区。南宋的政府，诛求尤酷。元代所谓江南，即指最繁荣的：

一）江浙行省　（二）江西行省　（三）湖广行省

而言。据《元史·食货志》，江南三省天历元年“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三锭三十三贯。

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

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

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

而商税的收入，历代都占不大重要的地位者，这时却大为增加，大为重要。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到了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元史·食货志》）所谓百倍，即约四百五十万锭也。仅江南三省已占了四十万零三百八十五锭多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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