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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章 金狼头抢了皇帝的女人（第2页）

很显然，崔逊在试探伽蓝，试图从伽蓝的只言片语中寻到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只不过，崔逊这句话问得很不礼貌，不知用意何在。

伽蓝略略思索了片刻，不动声色地说道，“某一直在西北征战，从未离开过西土。”

伽蓝这句话说得很含蓄，我确实不了解裴氏，你若想试探我，白费劲，不过你若想告诉我什么，我倒是颇有兴趣。

崔逊看了他一眼，有些踌躇，似乎在考虑如何措辞。良久，他开口说道，“裴氏的崛起，就在中土统一之后。”

裴氏这些年之所以迅速崛起，尤其在中土统一后扶摇直上，与其特殊的地域位置有关系。

河东位置特殊，尤其拓跋氏魏国分裂为东西后，河东正好处在关中和山东的交界之处，成为东西魏国和其后代替它们的宇文氏北周和高氏齐国的必争之地。

东西两地几十年的战争，主要就在河东和河洛，不是在河东打，就是在河洛一带打，（河洛就是现在的河南西部地区，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北跨黄河的河内地区即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所以河东和河洛世家，理所当然成为两地争相拉拢的对象，比如河东世家就有裴氏、柳氏、薛氏、张氏，河洛世家更多，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荥阳郑氏、河南元氏和韩氏，颍川陈氏、钟氏和庾氏，陈郡谢氏和殷氏等等。

所谓关陇贵族，是自拓跋氏魏国分裂为东西之后方才出现，其中包括关中和陇西的本土世家，河东世家，河洛世家，代北武川虏姓贵族，还有一部分是当年入关的山东世家。北周灭齐后，黄河流域统一，当年入关的山东世家当然回归本堂，比如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涿郡卢氏和太原王氏这四大中土一流世家，另外司马氏也是一样。

仔细看看先帝开国后和帝国统一后朝堂上主要官员的出身，不难发现出自河东、河洛的世家望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当年支持先帝夺取北周国祚的主要贵族力量就是来自河东和河洛世家，这很大程度上归于世家望族的地域情节。

当年反对先帝篡夺国祚的是哪些人？尉迟迥是虏姓代北武川贵族，王谦出自太原王氏，司马消难出自河洛司马氏。司马氏虽然同出河洛，但河内一直在山东人的控制之下，司马氏一直都是山东方面的河洛世家。北周灭齐后，当年西逃入关的司马消难当然回归家族，回归山东，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与杨氏反目成仇。

先帝开国，因为世家贵族的支持而成功，由此也证明世家权贵的力量足以更换王朝，颠覆皇权，所以先帝“卸磨杀驴”，转而向世家权贵“开刀”，试图削弱世家权贵的实力，永保杨氏江山。如此一来，山东和江左的权贵集团固然遭到遏制和打击，关陇贵族也是一样，于是关陇贵族旋即陷入分裂，一部分支持先帝的改革，支持中央集权，支持皇权至上，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而反对者当然遭到了打击，只不过，反对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支持者，所以先帝的改革遭遇了巨大阻力，步伐一直很缓慢，甚至在其晚年出现了倒退。先帝在皇统上的摇摆不定乃至最后废黜太子，与其在改革上所遭遇的阻力有直接关系。

今上也是改革派，先帝最终选择今上继承皇统，与今上的治国理念与其一脉相承有着直接原因。山东和江左权贵们为了能东山再起，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也就是改变治国理念，于是一部分锐意改革的山东和江左权贵赢得了今上的信任和器重。

山东和江左的世家权贵逐渐复出，受到损害的自然是关陇贵族，受到打击的也是关陇贵族，而这一方法与先帝利用关陇人打击关陇人相比，引发的矛盾更激烈，造成的影响更巨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也难以估量。

关陇人本来正在不断分裂，权势不断削弱，而今上的策略却让关陇人不但停止了分裂，反而因为同仇敌忾之心，迅速联合结盟了。与此同时，山东和江左的世家权贵们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大方向上也更趋团结一致了。于是三大权贵集团的斗争愈发血腥，其剧烈“碰撞”对帝国造成的危害更大。

这时候，那些既得利益的世家权贵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不得不想方设法化解这一危机，但不同的人对形势和危机有不同的解读，拿出的策略也是截然不同，有的要加大改革步伐，加大打击反对者的力度，有的则建议放缓改革步伐，向反对者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于是，直接掌控国策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陷入了纷争。

东征策略的出现，第一次东征的失败，乃至马不停蹄地开始第二次东征，就是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方向上的争论，以及他们与反对者“你死我活”的“厮杀”。

在掌控国策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中，河东裴氏显得异常“夺目”，在中枢核心和中央台阁都有重量级人物。

裴世矩是山东高齐旧臣，但高齐灭亡后他就一直是先帝的股肱之臣，是帝国坚定的改革派，如今更深得今上的信任，是当朝“五贵”之一。

裴蕴是江左南陈旧臣，因为当年有奉表“请为内应”之举，深得先帝赏识，屡有拔擢，出任多地刺史。今上继位后重用江左旧臣，裴蕴因此进入中枢。其在任职民部侍郎期间以“貌阅法”刮户刮田，增加了帝国财政，推进了改革，但得罪了世家豪望，成为众矢之的。如今出任御史大夫一职，主掌御史台，可以毫无忌惮地打击对手，自此更是千夫所指，权贵官僚们对其恨之入骨。如此人物成为当朝“五贵”之一，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其权势之大可想而知。

裴弘策的先祖一直在关中为官，历任拓跋氏的西魏、宇文氏的北周，乃至今日帝国，他是根正苗红的关陇贵族，顺风顺水。当年裴弘策曾帮助裴世矩经略西土，主掌西域都尉府，后来回中枢出任将作监官长将作大监，又检校河南府赞务。将作大监就是过去的将作大匠，是中央台阁五省三台九寺五监的五监之一。河南尹与京兆尹并列，在帝国政治经济中枢已经转移到东都的情况下，河南尹实际上就是京畿重镇，今日河南尹由越王杨侗兼领，所以实际上主掌河南尹行政事务的就是裴弘策这个河南赞务，不但直接参与尚书都省的国策议事，还有权直接向皇帝奏报。

裴南金，江左旧臣，现为礼部尚书膳部侍郎，是尚书台三十六侍郎之一。他的父亲叫裴政，也是江左旧臣，为先帝所欣赏，先出任东宫的太子率更令，这一职务相当于中央台阁的光禄、卫尉，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后来出任东宫左庶子主掌东宫门下坊，东宫门下坊是太子的决策机构。裴政刚直，得罪了太子，被赶出了东宫，结果因祸得福，逃过了太子废黜一劫，其子孙理所当然得到今上的重用。

裴虔通，监门直阁，监门府的副官长。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都属于禁军系统，备身府侍卫左右，监门府守卫门禁。备身府和监门府的正官长是郎将，副官长就是直阁。直阁，顾名思义，就是直达台阁，出入禁中，是皇帝的绝对亲信，不但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还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

就以裴氏这五个权贵来说，两个人直接参与中枢决策，还有三个人可以对中枢决策产生影响，但这五个人有一个是山东旧臣，两个是江左旧臣，两个是关陇官僚，各自与山东、江左和关陇权贵集团有着密切联系，其必然在利益诉求上有着不同主张，即便以裴氏利益至上，这五个人在帝国国策的走向上也会产生重大分歧。

裴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今日帝国权贵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裴氏家族不是铁板一块，再换句话说，崔氏假若与裴氏结盟，到底与裴氏家中的哪一派结盟。再深入一点，就是裴氏家中的哪一派愿意支持越王杨侗，并与崔氏一起把杨侗推上储君的位置。唯有如此，崔氏才能拿出具体的计策，与裴氏进行政治上的合作。

崔逊说得很慢，很含蓄，但伽蓝听懂了，他不禁想问一句，那崔氏家族内部又是几个派系？在支持越王杨侗这件事上是不是齐心协力？

崔逊读懂了伽蓝的眼神，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很委婉地介绍了历史上因为皇统之争而祸及整个家族的例子。其实崔氏也是个鲜明的例子，博陵崔氏在朝堂上的几大权贵就随着秦王杨俊的倒塌而倾覆，这一沉重打击延续至今，压得崔氏难以喘息，只能任由对手一次次地挥拳相击，毫无还手之力。

崔逊不惜放下中土第一高门的身段，不惜冒着极大风险接过了伽蓝这个陌生的来自西北蛮荒之地的戍卒伸出来的“橄榄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今日的崔氏已经无法挽救自己的衰落之势，不得不行险一搏。

伽蓝长时间沉默。

在西土，自己可以扯着裴世矩这块虎皮做大旗，肆无忌惮地蒙骗对手，让对手做出错误的判断，然而到了中土，到了河北，自己这个办法似乎行不通了。裴世矩这块虎皮虽然还是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也充满了危险，试想裴氏家族内部都是矛盾重重，更不要说世家之间了，今日是盟友，明日可能就是敌人，自己周旋其中实际上就是如履薄冰，稍不留意就会掉进冰窟里永绝生机。

崔逊很有耐心，默默等待着，也不打扰伽蓝的思考。其实，伽蓝越是这样慎言慎行，崔逊反而看重他，信任度也更高一点，假如伽蓝不假思索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崔逊反而疑心重重。

“实力最重要。”

伽蓝在崔逊的期待下，终于开口说话了。伽蓝说得很慢，似乎在一边思索一边说话，唯恐把自己的意思表达错误了或者让崔逊产生误会。

“不论做甚事，都需要实力。”

崔逊颔首。崔氏之所以认为自己面临危机，正是因为实力不够，以崔氏今日的实力，不要说把越王杨侗推上储君之位，就连从皇统之争中脱身而出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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