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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第1页）

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

三代以前的社会和后世大不相同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三代以前的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组织呢？

大凡天下之事，没有不由分而合的。古代交通未便，一水一山之隔，人民就不相往来，自然要分做无数小部落；既然分做无数小部落，自然免不掉争斗；既然要互相争斗，自然总有个胜败。“胜的人是征服者”，“败的人是被征服者”，社会上就生出“平民”、“贵族”两阶级；权利义务，种种不同，这是把古书随手一翻，就可以见得的（譬如《尧典》说“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百姓，黎民，等级层次，分得很为清楚），但是天下无论什么暴力，总是百年或数十年就过去的；古代这一种阶级社会，却持续到数千年，这是什么道理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得不考察当时“贵族社会自身的组织”。

人类最初的团结，总是血统上的关系。这个便唤做“族”。所以《白虎通》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所谓九族是：

父属四：各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这是今《戴礼》、《尚书》欧阳说。见《诗葛藟正义》引《五经异义》。古文家把“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算做九族〈《书·尧典释文》〉，则是九世，不是九族了）。

再从竖里头算起来，就有所谓“九世”。这便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再由此而旁推之，就成了一篇《尔雅》上的释亲。《礼记大传》上所谓“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是说得最概括的。有这横竖两义，就把血族里头的人团结起来了。

但是这种团结，范围究竟还不十分大；出于九族九世以外的人，又想个什么法子呢？《白虎通》说：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有了“宗法”，便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持久了。所以宗法，实在是“古代贵族社会组织的根柢”。

宗法社会里，最重的就是“宗子”。这个宗子，便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个人，征服了一处地方，他在这地方，就做了王，这便是“太祖甲”；他的嫡长子，接续他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他还有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个诸侯。这个便是“小宗”；但是因为他做了诸侯，他的子孙，也奉祀他做大祖；他的嫡系，接续他做诸侯的，也唤做大宗；那么，次乙的子孙，对于乙这一支，固然是个小宗；对于次乙的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却是个大宗；做大夫的，倘然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子弟，也是如此，这个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大传》所谓“别子为祖”；次乙的嫡系接续下去做诸侯的，便是所谓“继别为宗”。普通的所谓“宗”，本来是“五世则迁”的；这个“继别”的“大宗”，却是“百世不迁”。凡是大祖的子孙，他都有收恤他的义务；这许多人，也都有尊敬他的义务；那么，有了一个宗子，就把从始祖相传下来的人都团结不散，而且历久不敝了（《大传》所谓“同姓从宗合族属”）。

单是把这许多人团结在一块，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当时所谓“为祖”的“别子”，都是有土地的——不是诸侯，就是大夫；所以继“别子”而为“宗子”的，都有收恤族人的力量；他的族人为自卫起见，要保守自己族里的财产，也不得不尽辅翼宗子的责任。这件事情的内容，便是有一个人，占据了一片土地，把这土地上的出产和附属于这土地的人民的劳力，来养活自己一族的人。自己族里的人，便帮同他管理这一片土地上的事务。倘然土地大了，一个人管辖不来，便把自己的族人分派一个出去。这分派出去的族人，管理他所受分的土地，也用这个法子，这便是古代的“封建政体”（所以封建政体，是从“族制”发达而成的）。

倘然一族的人，始终住在一处，并没有分散出去，这一处地方上，也并没有别一族的人和他们杂居，原用不着这种法子。所以宗法之起，是为对抗异族而设的。

所以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作一串。所以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大传》）把一国的事情和一家的事情，看做一橛。所以看得“孝”那么重——因为一个孝字，就把全社会——贵族社会——所以自卫的道理，都包括在里头。

所以在古代，天子要“抚诸侯”，诸侯要“尊天子”，也只是宗子收恤族人，族人尊敬宗子的道理。列国之间，要“讲信修睦”，也只是同宗的人或者同族的人互相亲爱，和全体社会是无关的。

再进一步，要扶持同族的人，叫他们都不失掉固有的位置，就有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之法。《尚书大传》说：

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路史·国名纪》四）。

他们同族不但都有分地，而且一有分地，就互相扶持，叫他们永久弗失。当时的贵族社会，有如此“精密”、“广大”、“持久”的组织，平民社会，如何同它对抗呢？无怪“阶级制度”要持续至数千年之久了。

然则这种制度，到后来是怎样破坏掉的呢？这个仍出于“贵族团体自身的破裂”。古人论封建制度的说得好，做了皇帝，分封自己的弟兄子侄，出去做诸侯王；初封出去的时候，是亲的；隔了几代，就是路人了，怎不要互相猜忌。况且有国有家，原是利之所在，怎叫人不要互相争夺。况且初行分封制的时代，总是地广人稀；得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地方，四面八方，凭着你去开辟，总不会和人家触接。到后世就不然了；你要开拓，就得侵占人家的地方，怎不要互相冲突？互相冲突就总有灭亡的人。诸侯相互之间是如此，卿大夫相互之间也是如此（譬如晋国的六卿，互相吞并），所以古代的封建，是夺了异族的地方来分给自己的人。到了后世，便变做自己的“伯叔兄弟”，或者是“母党”、“妻党”的人，互相争夺。争夺之后，丧失产业的，便做了平民。少数的人所兼并的土地愈多，丧失土地变做平民的人亦愈多，那么，古代的阶级社会就渐渐地崩坏而变为平民社会了。所以古代做官的人，都是所谓“世卿”，到后世却变做了“游士”；古代当兵的人，都是所谓“士”之一族，到后世却渐渐普及于全国的人，都是这一个道理（见后）。

第二节　封建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既然明白，就可以进而观古代的“封建制度”了。

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封建的诸侯，和不世袭的命官，是大相径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为什么呢？外诸侯有分地的，内里的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袭，或不世袭，不过因所处的地位不同渐渐地生出区别来，根本上的观念总是一样，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给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说起“官制”或“封建制度”来，总是把外诸侯和内里的公卿大夫连类并举。

《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孟子·万章》下篇，载孟子答北宫锜的问，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又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土一位，凡六等。”则和《王制》似异实同。又《孟子》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王制》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也小异。其余都同。又《春秋繁露》说：“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较《孟子》、《王制》为详。《孟子》记北宫锜的问，明说所问的是“周室之班爵禄”。《春秋繁露》也明说所说的是周制。至于《王制》，则《白虎通·爵篇》说：“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更明说它是周制。《白虎通》又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地有三等不变……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又《王制正义》：“《礼纬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那么，五等之爵，是周所独有的。

至于古文家的说法，却和今文家不同。他们虽也说周爵五等，而说封土则大异。按《周官·大司徒》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郑玄注《王制》说：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

郑氏此说，羌无证据，征诸古书，又实在没有这么一回事（《东塾读书记》卷七，有一条论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礼》的人，也不敢说它曾经实行），实在未敢赞同。

但是实际上，封地的大小，也并没有什么争辩头。为什么呢？无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总不过是一种制度。无论什么制度，行的时候，总不能没有差池；何况封建？初封的时候，就算是照定制的，到后来或扩充，或侵削，也总是事实上的问题。况且封建总不过是施之于一部分之地。一朝之兴，不过于实力所及之地灭掉旧国，封建自己的宗族；其余的地方，总是因循其旧的。那么，焉得有整齐划一的制度呢？

天子和诸侯的关系，经传上所说，咱们也且把它写在下面，但是这种制度，也未必完全实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这也是无待于言的。

第一是管辖上的关系。《王制》说：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郑注》二伯，说“《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公羊》隐公五年传文）。则郑氏虽以此为殷制，也以为周朝亦是如此。又武王灭商，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王制》这所说的，也明是周制（郑氏以《王制》多为殷制，又或以为夏制，都以其和《周礼》不合，勉强立说的，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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