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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二章 榷茶买卖制度（第4页）

甚至“被甲荷戈，白昼公行”。

如果说合伙武装走私主要是中小商人的活动方式的话，那么富商大贾通常采用的走私办法便是第二种额外搭带。

如天禧元年，参知政事李迪说有位名叫田昌的大茶商，按合法程序到舒州太湖茶场凭交引规定数量一次兑换了12万斤茶之后，“计其羡数，又逾七万”。

所以李迪请求命江浙制臵司立案审查，并“遣鹂使秤较商茶之逾数者，计其半没官”。

不用说田昌的这7万斤茶就是额外搭带的走私货。

2、偷漏商税，拖欠引息。

北宋贩茶的商税往往是按斤征收的，如川茶是住税6文一斤，过税2文，经一处税岩场征一次税。

宋真宗时，政府就做出了商人长途贩茶可以合并纳税的规定。

仁宗天圣元年又明确重申:“商贩客旅于山场榷务算请茶货，从起发地头，沿路经过禁榷地分，合纳税钱。”

“令在京榷货务刽抄上文簿拘辖，召交引铺户充保，给与公丙凭，沿路批凿，合纳税钱。自起离请茶场匡务月分为始，立限半年，一并于在京榷货抒务收纳。”

合并纳税，比起逐处停下办理纳税手续来，对于方便商品流通、加快商业资本周转应是有利的

但商人为降低成本，照旧能漏则漏，能拖则拖，仅天圣元年，就“有违限未纳钱四万九千六百余贯，及限未满钱三十二万八千五百余贯”。

宋政府为鼓励商人贩茶常常把茶叶或茶引赊卖给商人，限期付款，拖欠加倍。

皇祐末年，盐铁判官李虞卿审理了一个案件，“尝推按茶贾李士宗负贴纳钱十四万缗，法当倍输”。

按照皇祐三年恢复实行的贴射法规定，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向官府贴纳净利。

大概这种净物利也是可以延期付款的，所以才会出现李王士宗逾期拖欠的问题。

假定李士宗购买的是罗源场中等茶，每斤须向官府贴纳31文，则他所欠的14万贯贴纳钱就等于是购买了4516129斤茶。

也就是使官藁府损失了4516129斤茶的净利钱。

前面我们曾谈到决定官、商指双方所获茶利多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交引价格的变化。

当然，上文罗列的官、商争利手段都未涉及引价问题，如果说这只是对官、商争利关系做了静态、横向考察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可以再联系引价变化对此进行动态、纵向的剖析。

比如在官府和商人争夺茶利的斗争过程中，随着引价的降低，商人攫占的茶利份额日益增大。

本来，“国朝茶利课额，自收复江浙之后，总山场榷货务，逐岁共得钱四百余万贯。太平兴国之初，并是实践。”

这是因为商人买引之价与官府售茶之价基本等值的缘故。

像是前文所说，自太宗雍熙年间北伐失败之后，宋朝为防御辽国、对付西夏，在北部和西北沿边地区常年屯驻数十万重兵，粮草军需，供馈浩繁，宋政府便利用商人对茶利的追求，以付引换茶为报影酬，诱使他们向边境地区输送粮草。

为鼓枇励商人更多地入中，政府采取了优惠政策，对入中粮草“优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

这种用交引支付的比市价高得多的入中粮草价格，称作“虚估”或“加抬”、“加饶”。

由于:“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禀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

“切于所须殆，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踊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铕，随所饶益。”

使给引之数严重背离了粮烟草实值。

还有“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嗣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入中者出卖交亿引，起初，百千才得二十千，谓之实钱插”

后来“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拊所直十万止售钱三千”。

“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

交引可以滥发，茶叶产量却有限，交引的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官茶的兑现能力。

“券之滞积，虽锣二三年茶不足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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