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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胜困难（第5页）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用地爆形式试验成功。

但西方一些军事情报部门对此却不屑一顾，认为那次试验成功的不过是一个“原子装置”，至少还要过好些年，我国才能将这种“原子装置”变成适应飞机和导弹使用的原子弹。

西方的一些媒体则用“中国有弹没枪”来嘲笑我国的国防能力。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预言：

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

的确，原子弹如果没有导弹的运载，它的威慑力量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导弹如果没有核弹头，它的杀伤力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两弹”结合意义非常重大。

在世界武器库中，导弹和原子弹相继问世的初期，人们并没有想到把它们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的导弹核武器。

这一方面是因为，初期的原子弹，其重量和尺寸都大大超过了当时导弹的运载能力。

例如：美国在1945年8月投掷于日本广岛的“枪式”原子弹，直径28英寸，长120英寸，重7000磅。

投掷于长崎的“内爆式”原子弹，直径60英寸，长128英寸，重1万磅。而当时的导弹最多只能携带1800磅的弹头。所以，二者自然没有结合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初期的导弹命中精度很低。例如，当时由德国最先研制成功的“V-2”导弹，飞行130英里就要偏离目标５英里以上。

据说，导弹史上有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1944年6月15日晚，德国发射“V-2”导弹偷袭英国伦敦，竟有一枚导弹在飞行途中失灵，掉过头来直向德国首都柏林飞去，在希特勒的防空指挥部上空爆炸了。

因此，当时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能预见到，导弹和原子弹是天生的一对，总有一天会“联姻”结合在一起。

但是，195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这一年，美国用飞机空投试验了一种可用做导弹核弹头的小型原子装置。

因此，美国当即对研制导弹核武器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为此，美国空军制定了一项神秘的研制计划，调集了大批科研人员，开始研制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经过7年的努力，美国于1958年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弹道导弹同氢弹头配套组成的导弹核武器“雷神”中程战略导弹。

如果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算起，其间经历了13年。

因此，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美国政府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导弹研究能力作了过低的估计。

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虽有原子弹，但在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并推断中国至少要10年之后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

导弹核武器成了美国推行核威胁战略的一张王牌，也成为美国和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进行激烈较量的主要焦点。

针对西方国家核恫吓的气焰，我国在成功爆炸原子弹的7个月后，即1965年5月14日，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的空投试验。

5月14日这天，一架装有原子弹的轰炸机从西北某空军机场起飞，飞临试验场上空，飞行员按照预定程序，将原子弹投掷下去。

只听一阵巨大轰响，原子弹在最佳杀伤高度和预设中心点，准确实现了空爆。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试验达到了预定目标。

自从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世界核大国就密切关注着我国核技术的发展。

当时，美国空军曾派出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多次潜入我国领空，企图窃取有关情报。后来，我防空部队先后用导弹击落了6架美国和台湾的侦察机。

面对我国核爆炸的一次次成功，美英等国纷纷猜测：我国正在加快进行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但又断言我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小型化核弹头。

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我国决心加速导弹核武器的研制。

其实，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瞄准了导弹核武器。

1964年5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研制成功的前夕，担负我国国防科技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就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科学家开会，指出原子武器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炸响，然后与导弹结合；二是研制氢弹。

同年９月，中央决定启动导弹核武器研制计划。这项计划确定同时在两条战线开展研制工作。

一条战线是加快现代火箭技术的研究。火箭是导弹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我国的导弹一开始是仿制苏联的产品，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后，就转入了自行设计。

由仿制走向自行设计，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但研制人员没有气馁和后退，终于从失败走向了成功。

我们都知道，1942年10月，德国就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导弹。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所以说，中国，这个古代火箭的故乡，在火箭技术领域已经大大地落伍了。

早在1956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任命钱学森为院长。

谢光选，我国早期火箭专家之一，1922年11月5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46年年毕业于一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兵器制造系。于1957年3月，被调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分配在总设计师室工作，参与苏制P-1导弹的拆装、测绘工作。

同年11月，谢光选被调国防部五院第一分院，即后来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设计室工作，主要负责我国第一代火箭技术的研制。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以别尔乌辛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导弹新技术的援助问题进行了谈判。

10月15日，中苏双方就谈判结果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又称“10月15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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