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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妇女生活（第3页）

在明代，此类女教书的刊刻相当繁盛。其书或为官修，或为私撰；或成于男性之手，或为纯粹的女性著述。

通观这些女教书可以发现，明代大家闺秀所受的教育，除了基本的识字以外，其最重要的内容包括“女德”与“女红”两个方面。

（一）女德

传统中国的女子教育，大多以“女德”教育为先导，无论是宫中女子，还是民间的大家闺秀，概莫例外。

以宫中皇后所作的女教书为例，其中对妇女德性、修身的规范，往往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永乐朝时，仁孝皇后徐氏所作《内训》，其中论妇女德性云：“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顺，德性备矣。”又论妇女修身云：“故妇女居必以正，所以防慝也。行必无陂，所以成德也。”

而兴献皇后蒋氏在《女训》一书中，其论闺训，也以德、性为先。其中云：“盖女人之训，德在安静，性在柔顺，不生事以致祸，不娇态以取媚。”

在民间士大夫或妇女所作的女教书中，同样以女德为先。如贺钦在家庭中对妇女所实施的教育，共计12条，其中就将“安祥恭谨”这一女德放在首条。

而在明末儒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中，在其中的10篇内容中，也是将“后德”、“母仪”、“孝行”、“贞烈”这四篇有关女德的内容置诸首位。

（二）女红

在传统中国，一般都将女子的“德性”放在妇女教育的首位，并将其当作妇女立身的根本。但从一个闺房女子，变成一个“相夫教子”的“人妇”，女红之学也是必须学习的内容。

坐在榻上、臂枕书上的闺房女子

所谓女红，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妇女所必须具备的“女事”，如纺织、缝纫、刺绣等技艺；二是“主中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下得了厨房。

在明代的女教书中，对女红之事也相当重视。如前面提到的贺钦在自己家庭妇女教育的内容中，就要求妇女“务纺织以勤”。又如赵南星在《女儿经注》一书中，开篇就先说明“四德”的内涵，将“女红”当作四德之一。如他认为，“功是女子的功夫，纺绩缝抽、做茶打饭，务要用心，干净齐整”。而他所列女子修身的要目中，也有“精五饭”一目，说明也将妇女“主中馈”立为妇女修身的科目之一。

从上可知，在礼教的束缚下，明代妇女大多是足不出户，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为保持仪态的雍容，她们必须做到：说话须安详沉重，不可繁琐、粗暴，甚至高大、花巧；性情，必须慈悲宽大；至于女容，更须精神不露，意态深沉，不可轻薄，学成聪明、轻佻的样子。为了操持家务，她们一生基本不外乎主厨、纺织及教子三个方面的活动。而对待自己，则必须勤俭持家，即所谓的“女德尚俭”，衣服、佩饰、饮食等，崇尚雅素之风，耻奢华之尚。

与明代社会风尚的变化相适应，大概自明代中期以后，一直到明末，妇女的生活及其风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晚明大量的女教书的涌现，一方面说明了明代妇女教育的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妇女在社会生活方面突破传统以后在著述上的一种侧面反映。换言之，因为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完全按照这些妇女规范生活、活动，故才导致大量女教书的出现，以便对妇女生活及其行为进行新的规范。吕坤的记载，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晚明妇女生活及其行为方式方面所出现的新动向。引述如下：

自世教衰，而闺门中人竟弃之礼法之外矣。生闾阎内，惯听鄙俚之言；在富贵之家，恣长骄奢之性。首满金珠，体满縠罗，态学轻薄，语习儇巧，而口无良言，身无善行。舅姑妯娌，不传贤孝之名，乡党亲戚，但闻顽悍之恶，则不教之故。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

这无疑是当时妇女生活的实录。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也与家庭的女教逐渐流于形式有关。换言之，在妇女中出现一些传统礼教所谓的“出丑败坏的事”，其实就是家教不严所致。在晚明的一些大家族里，男女也不再有别，而是混淆，全无别嫌明微的道理，甚至一些妇女还抛头露面，恬不知羞。

自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晚明时期，妇女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细加概括，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些方面：

一是“妒妇”大量涌现，而男子“惧内”现象也史不乏载。在传统中国，从孔老夫子开始，就流传着“女子小人为难养”的训条。此外，如《尚书》称“纣用妇言”，《诗经》称“哲妇倾城”，无不透示出对妇女的蔑视，以及在男女关系上的男尊女卑现象。传统的典籍，对妇女之性也有相当严厉的规范，并将妇女的不善之性亦即不符合妇德的女子之性概括为下面几种，也即妒、吝、拗、懒、拙、愚、酷、易怒、多疑、轻信、琐屑、忌讳、好鬼、溺爱。在这几种不良妇性中，则又将“妒”列为首恶，认为妇人只要不妒，就可以掩盖百拙。

在晚明，出现了相当广泛的妒妇甚至悍妇现象，这是一个新动向。早在宋代时，由于道学家法谨严，妒妇、悍妇相对较少。但到了明代，妒妇、悍妇已不可胜数。如李绍文就亲眼见到松江六家悍妇，并记录下了悍妇行为，颇便于我们对晚明的悍妇有一感性认识，引述如下：

松之悍妇，不能枚举。因夫以得贵，因贵以虐夫。有披发通衢，呼夫名而稠诋；有数娶美妾，实禁锢以终身；有夫将荣任，披麻衣以诅咒；有禁不置副，斩夫嗣而不恤。夫枵腹而偏蕲饔飱，客在堂而故挞奴婢。过听六婆，大捐黄白，出入由己，不告舅姑，自谓夫之无乃我何。

民间百姓家的妇妒暂且不说，即使是一些道学家、名士、名将，也往往有“惧内”的倾向。如：王阳明内谈性命，外树勋猷；申时行、王锡爵两位内阁大学士，官至极品；戚继光南平北讨，威震四方；萧如薰，也是矫矫虎臣，著庸边阃；汪道昆锦心绣口，旗鼓中原，也算文坛健将。即使是这么有名的人物，却都是“令不行于阃内，胆常落于女戎，甘心以百炼之钢化作绕指也”，有惧内之病，

实在是很可怪的现象。

“俱内”或“畏妇”的原因，各不相同，可以概括为下面八种，诸如：愚不屑之畏妇，是怵于妒妇之威；贤智者之畏妇，是溺于妇人之爱；贫贱者之畏妇，是仰仗妇人之余沫以自给；富贵者之畏妇，是惧怕妒妇发威而求苟安；男人怕丑妇，是由于丑妇操持家政；男人怕少妇，是因为惑于床第；男人怕有子之妇，是因为妇人可以有所要挟；而男人怕无子之妇，则纯粹由于妇人有威，而男人被其气势所慑。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因为明代的法律允许男子可以三妻六妾，而妇女却必须从一而终。而当时的实际，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商人，娶妾已成一时风气。在这样的状况下，妇女只有靠“妒”方可保持在家庭中的地位。事实也证明如此。在明代，妒妇现象之盛，以地域言，当数安徽的徽州与福建的浦城为甚。

这显然与此两地之人多外出经商有关。

二是在才、德、色这三者的关系上，事实上包括如何处理德与色、德与才这两者的逻辑关系。

首先，在传统中国，“女祸”史观根深蒂固。按照这样一种观念，那么女性有色，或者女性用权，都可以导致家或国的祸害。

但在明代，在关于女子之“色”的问题上，出现一些新观念。如明人谢肇淛认为：“妇人以色举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矣。”

这种重视妇女之色的新论，无疑均源起于荀奉倩之说：“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这种看法被谢肇淛看作是“千古名通”。基于这种看法之上，晚明一些士人已将“女之色”与“士之才”并称。

此外，如李贽称家国之亡，不能徒然归咎于声色；

唐甄也说像妹、妲、褒这样的绝代美色之女，如果能“入于文王之宫”，同样可以成为“窈窕之淑女”。

尽管在妇女论上尚反对“舍色而论才”，仍将女色放在首位，而女才次之，但与传统的“女色”祸国之论已是大相径庭。

其次，在传统中国，在妇女才、德关系问题上，才可妨德、才可妨命的观念根深蒂固。尽管“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至明朝人的著述中才开始出现，但这种意识却早已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

但在女子之才与德的关系问题上，明人的观念同样出现了新的转向。如李贽与女史论学，并对有“言语”与“文学”之妇大加称赞；

冯梦龙也主张女子如果无才，就不能成全妇德，对闺房女子的才智多有颂扬；

而叶绍袁更是把“德”、“才”、“色”三者并列，称之为女子的“三不朽”。

明代妇女的生活事实确实也印证了这些观念有着深厚的生活土壤。当时的妇女不再以女德为重，而是炫耀自己之才。正如上面吕坤所言，“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而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其塑造的“才女”形象，固然是作者歌颂妇女才华的观念反映，但确实也有当时妇女生活的真实体现。

三是在明代以前，丈夫“轻出其妻”，也即所谓的“休妻”现象司空见惯，导致夫妇之间恩情很薄，而女子从一而终之节也颇衰微。但在明代，除非有大的变故或者是舅姑之命，向官府陈告，一般不得轻易“出其妻”。

这当然在法律上部分尊重了妇女的权利。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基本的法律保障，明朝人对妇女的再嫁问题，也不再一律从礼教的角度出发加以禁止，而是持一种合乎人情的态度，既可以禁止妇女再嫁，也可以定出一定的年限，在这年限之后，允许妇女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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