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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贾百工（第3页）

其实，在明代士人中，肯定商人或者不讳言富强者不乏其人，郭子章之说堪称一例：“儒生讳言富，则孔子足食，《大学》生财，非矣。讳言强，则孔子足兵，《周易》除戎，非矣。立国以仁义为干，富强为枝，舍富强，专谈仁义，犹木有干而枝叶不附也，槁且立见。”

而一些理学之士在这方面的新论，则更可说明明代士、商互动之广泛性。明代理学家吕柟说：“商亦无害。但学者不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故日中为市，黄帝、神农所不禁也。贱积贵卖，子贡亦为之。但要存公直信厚，不可刻薄耳。”

而东林党人理学家顾宪成也认为，言“富”并不足讳。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义利”关系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

如果说吕柟还有点扭扭捏捏，既要求利，又不许学者自己经商，而是由子弟、亲戚出面，那么，顾宪成则已明确将义、利“合而相成，通为一脉”。这大概与顾宪成出身于商人家庭有关。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在山西的士大夫阶层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俗：“自搢绅以至诸生，皆习计子钱，惜费用。”

这是士人从商之习的实录。

在明代，生员层的社会阶层来源，除了官宦子弟以外，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下层，举凡农、工、商之类。商人子弟入学成为生员，这在明代已是屡见不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固然说明商人正如李贽所言，需要“远其害而收其利”，甚至“安然坐于公卿之门”，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与商人重视教育、鼓励子弟参加科举有关。

商人不但与士大夫相交，

而且也讲究传统的儒家道德。

于是，商人及商人子弟通过考试而进入生员层者，其例在明代俯拾即是。如洞庭之东山，因商业贸易而多高赀富人。有一翁氏家族，家世以商业而富。“其子弟多读书，好行其德，有闻于时。”尤其是翁彦博，成为一太学生。又金元复，吴县下保人。年十四，学贾，“逐十一息”，后补博士弟子员。更有一些商人，通过捐纳而成为国学的太学生。如注元蠡，曾贾江淮间，后“入赀为太学”。

在明代，尽管商而懦、儒而商，出商入懦或出儒入商，不乏其例，

但生员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中科举而后出仕。然明代科举仕途日窄，促使一些生员在仕进无门的窘况下，又不得不选择经商而维持生计。如濮阳人刘滋，少为庠生。后因家贫，不得已只好卖掉仅有的不足20亩田，“逐十一之利，十余年至数万金”。金楼，字龙翔，海阳五城里人。幼治经生业，沉浮庠序16年。后亲至学使衙门，谢去衣巾，“走扬州，真一廛于瓜渚”。钱塘徐国宁，原为博士弟子员，“后累事为商”。

所有这些，均可说明弃懦就贾已成一时风气。

在传统中国，商人虽拥高赀，但家不蓄书，“间有书，辄以覆瓿，或以拭劳盆”。

由此可见，士之士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而“士商相杂”或“士商相混”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风俗的新动向。

三百色工匠

明代社会分工之细，从行业的分工已经得以看出，很多单个行业已经具有了相当狭窄的专门性质。明代小说《拍案惊奇》，已经明确说明当时有三百六十行之多，而正德《江宁县志》的记载，也证明了江宁县的铺行有104种之多。至于像明代民间中所盛行的一些关于学手艺的宜忌，如“满成开日”是学手艺的宜日，而忌讳正四废、赤口、破日之类，

显然也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手工业风俗。

作为民间主要消费品的财货器用，均由百工生产。任何精美的工艺品，大到皇宫富丽堂皇的建筑，小到一把折扇，无不都是工匠艺人呕心沥血之作。明代能工巧匠的制品，大多以地城闻名。举例来说，如陇西有丹砂羽毛，荆、扬有皮革骨象，江南有楩梓竹箭，燕、齐有鱼盐毡裘，梁、兖有漆丝絺纻，均为百工呈能献技的产品。这些精美的器物与产品，体现了明代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手工产品大多产自东南地区，但都汇聚到都城北京。明代的北京城，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所以当时有“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的说法。

明初，以工役抵罪，各地工匠必须到京师服役，号称“在官”。工匠分为轮班、存留，又有隶属于机籍而在织染局供役的工匠。轮班匠由各色人匠编成班次，轮班上工，以一季为限，工满放回，周而复始。轮班或分为五年、四年一班，或分为三年、二年、一年一班。后一概改为四年一班。存留在京的各色工匠，则廪食于官，每月一旬上工，二句歇役。到了后来，存留在逃，轮班失班，甚至工少人多，只好渐加疏放，令工匠自为工作，而且还允许纳价准工，使工匠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除了上述官匠之外，在闾里之间，还有许多为衣食奔走的百工杂作，多得不可胜数。

制作陶器的工匠（选自宋应星《天工开物》）

工匠隶属于匠籍，与别的民籍以示区别。至于工匠内部的分工，更是相当精细。即以金华府为例，各色工匠细分起来则有木匠、锯匠、瓦匠、铁匠、裁缝匠、油漆匠、竹匠、锡匠、刊字匠、铸匠、帘子匠、挽花匠、双线匠、缨匠、船工匠、石匠、银匠、鼓匠、穿甲匠、墨窑匠、木桶匠、五墨匠、雕銮匠、熟皮匠、艌船匠、簆匠、捏塑匠、纸匠、琉璃匠等29种名色。

在明宫中服役的工匠，因技艺的不同而各有等差。隶属于内官监的有“十作”，

分别为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东作、西作、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隶属于御用监的有“四作”，分别为木漆、碾玉、灯作、佛作。

工匠工于器物，终日雕镂，岁月织劳，创造出了许多精巧绮靡的器物。如蜀地所产之锦、蜀扇，在全国闻名。蜀锦一缣值银50两，厚数分，织作工致。蜀扇精美，成为朝廷、官府的专用品。广东封川县所产之灯，以竹篾为骨，花纸为饰，也是精美绝伦。

至于百工技艺之人，也多出于东南，江西最多，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地区的工匠也不少，但一般都在本地谋生，很少奔走于四方。而在北京服役的工匠，由于承担着皇家建筑的修缮，一些匠头就通过“破冒”的办法而大发其财。如当时乾清宫有一扇窗槅需要修缮，修缮费用估价达5000两银子。这其中修缮成本仅仅占极小一部分，大部分是被内府太监侵削，工部之吏扣除，以及匠头破冒。如当时有一位车头洪仁，原本不过是一个推挽长夫，不到十年时间，就在城外修起了一座花园，壮丽豁敞，侔于勋戚，里面管园的苍头与司责洒扫者达到数十人。他的儿子通过入赀而成为监生，也坐上了四人围轿，头戴忠靖冠，身穿斗牛衣，在街上前驱呵斥，甚是威风。

技者，道也。一些工匠凭藉自己精心制作的器物而声誉鹊起，如天顺年间，有一位杨埙，精明漆理，可以合成各种颜色之漆，尤妙于倭漆，他所缥霞的山水人物，神气飞动，愈久愈鲜，当时人称之为“杨倭漆”。

这显然是掌握了绝艺的著名漆工，所制器皿在当时就相当珍贵。晚明的工匠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士大夫交游，平起平坐。而一些士大夫也极为欣赏他们的作品，欣然接纳他们，并且将他们的技艺抬高到“道”的地位。即使在朝廷，自宣德以后，也时常出现重用工匠的例子，有些工匠甚至凭藉自己的绝艺成为当朝的卿贰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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