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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士绅心态及其生活（第3页）

版刻《渔歌图》：反映了明代士大失所向往的隐居生活

狎妓听曲，也是士大夫风流雅致生活之一。“狎邪”之事，明代士人已不再视之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无伤道德。唐宋以来的官妓，明初仍加以沿袭。洪武年间，设十四楼，均为官妓妓楼，士大夫休闲时也不时前往游观。后因官员大多耽酒悦色，有碍政事，渐加限制。宣德年间，官方正式下令，禁止官员挟妓饮宴，缙绅无以为乐，随之“小唱”盛行。

当然，那些非现任官员则不在此禁例之内，他们仍然可以挟妓饮宴，勾栏盛况也并不因此减色。到了后来，士大夫竟然以“老”来称呼妓女。如茅元仪曾说：“近来士人称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类。”

至明末，一些轻薄文人甚至用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所谓“花榜”，又称“花案”，其实就是选妓征歌。以南京为例，自弘治、正德以来，就相当流行，至万历末达到极盛。所评之榜或案，其说有“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等。其法：一些好事文人，预先定出日期，再用帖单向名妓或冶游之客发出邀请，对名妓作出评骘，取某花喻某妓，以花之贵贱，定妓之妍媸，人赠一诗，并出榜游街，设宴庆贺。此举初为文人士大夫的风流韵事，但后来的踵行者不免有渔色射利之心。如冰华梅史《燕都妓品序》有状元、榜眼、探花之目。此外，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有《广陵士女殿最表》，可见士人狎妓风气在当时相当炽盛。

文人雅士对戏曲有特别的嗜好，家中蓄有声伎，养着一些家乐班子。此风在嘉靖、隆庆之际就已初露端倪。当时李开先与何良俊，均是著名的曲家，家中蓄有声伎。如李开先家有“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歌僮歌者二人”。何良俊也“畜家僮习唱”，“又教女鬟数人”。

张岱家的声伎，始于万历年间其祖父张汝霖，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组建了很多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

明代剧作家大部分属于士绅阶层，或为士绅的上层，即一些曾经出仕为官者。如丘濬、王世贞、汪道昆、梁辰鱼、汤显祖、陆采、张凤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鋮等，均为进士出身，官阶从内阁大学士到知县不等。与元曲的作家多为平民和胥吏不同，明代的传奇作者多半是文人达官。即使不是达官，也是下层的士人，也即一些布衣文人。

在这些士人中，涌现出了很多戏曲大家。如戏曲家汤显祖被江西数千伶人奉为导师。公安派文人潘之恒遍游大江南北，广交剧坛名家和演员，游于梨园数十年，被誉为“曲中董狐”、“顾曲周郎”。歌儿舞女争乞品题，一经提携，如跃龙门。

除了狎妓捧戏子之外，自命风流或附庸风雅的士绅，则进而搜集古董书画，乐此不疲，有些还成为著名的收藏家。据陆容《菽园杂记》，在明代前期，举凡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的人，被称为“爱清”。自中期以后，时人统称为“清娱”、“清玩”、“清赏”、“清欢”。一个“清”字，点出了这些文化生活和审美活动的性质。它迥异于犬马声色之类的物质享受及低层次的娱乐，不仅能增长知识，愉悦情性，而且能荡涤胸中种种郁闷、积垢，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高濂认为，凡此“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

顾起元有一首《博古》诗，反映了士大夫追求“博古”的风气。诗云：“摩挲古彝鼎，仿佛辨殷周。虎风葳蕤出，云雷漭泱流。”

嘉靖以后，士大夫好古董、法帖之风大盛，巧取豪夺，无所不至。据《天水冰山录》载，严嵩家产籍没后，抄没清单中有石刻法帖358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纻纱金绣手卷册共3201轴。嘉兴项元汴家财雄厚，且以古董逐利，其家多藏绝世之宝，如顾恺之《女箴图》，阎立本《豳风图》，王摩诘《江山图》，可称全国著名的收藏家。

古董市场生意的兴隆，导致造假作伪之风大盛，赝品充斥市场。明人李日华记这种作伪风气道：

贾从杭回，袖出一物，乃拾入土碎玉片，琢成琴样，高五寸，阔二寸五分，厚三分。盖好事者用为之臂阁之玩耳。贾曰是三代物，侯伯所执圭也。不知圭形锐首平底，典重之极，岂硗薄若是，又何用肖为琴形耶？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驾空凌虚，几于说梦。

明代的史料显示，苏州人的技艺在当时堪称甲于天下，而且善于假造古的器物，如画绢之新写者，却能让它变旧；铜鼎之乍铸者，却能使它变陈。再在上面系以秦、汉之款，标上唐、宋的印记。买家见了就为其所骗，愿出数百金将其买下，而且还欣欣然，自己觉得获得了一件古董宝贝，其实不过是一件赝品而已。正因为这种风气的弥漫，所以当时的苏州有“宋板《大明律》”之谣，其实就是讥讽这些假古董的。

为了辨别真伪，于是出现了一批鉴定名家，如王世贞、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项元汴，在当时均以精于鉴识著称。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关于“名士”的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人伍元萃记道：

一友问：“士何如，斯可以称名矣？”曰：“笥无佛书，室无侍妾，门无食客，居然有名士之风矣。”

这当然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是有感于晚明士人的风气而发。然恰恰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晚明，如果笥有佛书、与僧道接纳，室有侍妾、狎妓养戏子，门下食客满堂，如此种种，反倒颇有些名士气象。

三士绅生活的内部分化

明代士绅阶层的出现，无疑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换言之，科名的获取，是成为士绅的前提。科名的高低，决定了官位的高低，而官位的高低又直接影响了这些士绅的生活。尤其是自中叶以后生员层之仕进无途，大量存在于社会上以至日趋贫困化，无不说明士绅阶层的生活开始出现上下层的分化。

（一）科名社会的资格特征

儒童入学肄业，不会甘于以衿终老，总希望通过科举出学入仕。尽管照着冠冕堂皇的说法，士之仕，其目的是为了行道，亦即“上有益乎君，下有益乎民而已”。

然仕有等差，职位有高低，科甲有分别，欲行道，也往往需要受到科甲名位的牵制。换言之，生员无不将禄与位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目标，即使贤者也在所难免。

明代有一位名吴平坡的秀才，平生有三大愿：一愿为芜湖抽分；二愿买杨千户房屋；三愿买某娼为妾。后吴氏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三愿俱遂。

若要实现“宏愿”，无论是要钱、买地，还是娶小妾，均需要先中进士。而欲中进士，中式成为举人则为关键的一步。

明代无疑是科名社会的典型。在这种社会里，不同的科名等级，享受不同的特权，同时又兼具不同的资格。而这种资格，又决定了他们的仕进之路。生员作为科名阶级中最初的一级，相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自然有其诸多身份的特殊性，并享受着平民百姓无法享受到的特权。可是，与举人相比，生员身份显然稍逊一筹。为此，明末著名的八股文选家艾南英甚感不平：“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入谒上官，队而入，队而出。”

这就是科名社会的身份特征。尽管生员也有自己的身份特权，甚至积学二十余年之功，但终究无法与少年中举者分庭抗礼。

生员一旦中式成为举人，犹如置身青云，乡里富人急与结姻，美男求为仆人，美女争做小妾。对此，明人陈益祥揭示道：

今吴越士子才得一第，则美男蕲为仆，美女蕲为妾者数百。且厚赀以见，名曰“靠身”，以为避征徭、捍外侮之计，亦有城社为奸者。故今一趾贤科，不得入官，便足自润。

士子一脱青衫，即扬扬矜诩，衣马仆从，供具饮食，一切奢侈，无复昔时寒酸故态。而其父母亦自谓有子成名，旦夕就可富贵，俨然以“封君”自居，厚自奉养，甚且豪横恣肆，渔夺小民，为暴于乡里。

按照明代惯例，士子一中举人，“亲朋率望腹焉”，因为举人可以“请谒有司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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