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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人观念与生活的变迁（第3页）

四自我的扩展与个性化生活

自古以来，就有成就大事者不拘小节一说。但从理学的人格修养来看，一个完美人格的取得乃至达到圣人的境界，其实必须从小节做起。

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似乎改变了明代人们对“行检”的看法。史料记载，王阳明极喜“座中有妓，心中无妓”这句话，时时加以称道。于是，他的门人多蔑弃行检。有人不解，就问为何，这些人却有自己的借口，说：“吾心原未尝动也！”

显然，明朝人已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对“大节”与“细行”之间的关系作了重新的阐释与定位。如骆文盛就说：“士君子立身行己，大节俱可观，虽一二细行不无可议，然亦当为之解救。《春秋》为贤者讳，此意须要识得。”

请不要为后面的“《春秋》为贤者讳”一句所迷惑，以为骆文盛之说仅仅限于《春秋》的史观。如果将这种说法置诸晚明这一特殊的时代，再结合明中期以后儒家士人种种个性张扬的做法，就不难看出这一说法的时代特色以及其本身所蕴涵的深厚的时代土壤。正是从这种见解出发，骆氏才重新肯定了“特立独行”与“狂狷”的行为。他认为，特立独行、矫矫自好甚至狂狷之人，尽管不尽符合儒家的“中道”，但“中道”只有圣人才可践及，在今天世无圣人的时代，如果再一味以“中道”来苛责“特立独行”，这无疑就是大言罔人。原因很简单，特立独行之人虽不可说是符合“中道”，但他们是贤知之过，与那些“愚不贤之不及”，诸如随波逐流者以及市井甿隶之辈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

自明代中叶以后，明朝人有一个逐渐凸显自我的变化历程。自我扩张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理论的依托则是“自具心眼”，不以前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其行为的方式乃至特征则是“大胆”。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的是非观念“大戾昔人”，尤其与先圣、先贤相左，在当时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行径。李贽对自己有很理智的剖析，他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

这些话绝非李贽大言欺人，而是有他自己的行为可以为证。谓予不信，不妨看一下李贽所著的《藏书》与《续藏书》，不难看出其中是非确乎颇谬于古人。

从李贽的“童心”说，到江盈科的“真我”说，不难发现明朝人自我扩张的演变轨迹。江盈科的“真我”说，同样建立在赤子之心上，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主张：“人生自有真我，徇其非真我者，而真我乃丧。”

李贽的“童心”说，对晚明思想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这种观念的反对者的反驳中得到印证。正如吕坤所言，一旦人人追求一种“童心”，那么，诸如炎热念、骄矜念、华美念、欲速念、浮薄念、声名念之类的天生欲求，就会在“童心”的外衣下得到合理的肯定与发展。

欲凸显自我，就必须面对如何看待“圣人之成迹”和过去之“成法”诸问题。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最为关键的是“我为主”还是“我为役”。换言之，对待过去之人或事，究竟是为了“取人为善”，还是仅仅是一种“践迹”。顾大韶是一位在晚明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在《自题像赞》中，坦然承认自己的思想或行为处于儒、佛、道之间，既有取于儒、佛、道，又不同于儒、佛、道。

在相关这方面的问题上，顾大韶的看法显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取人为善”，就必须是“以我为主”，那么过去之“万万善”都可以为我所役使；既然以我为主，那么无论是过去圣人之“成迹”，还是刍荛、工替以及禽兽、草木之“成迹”，假若有当于我心，就可以直接取来为我所用，不必一定要标新立异，以示“我”之大，“我”之异。反之，假如目的本来就仅限于“践迹”，那么就是以“成法为主”，“我为役”。既然以我为役，那么无论是过去贤人之“成迹”，还是圣帝之“良法”，素王之“格言”，假若无当于我心，就不必一定要趋同，以示与圣贤一致。他进而认为，如果有人说“取诸人”就是“践迹”，那么舜之“好问好察”，何处有“践刍荛、工瞽之迹”？

这是继公安、竟陵肆意扩张自我以后，对自我一种极好的总结。毫无疑义，在对待前人之“成迹”方面，顾大韶并非偏于一种态度，也即“我为主”或“我为役”，而是两者皆可。但即使是“我为役”，对前人有所因袭，也应该问之于自己的心，也就是明末人常说的“独裁于卓识灵心”，以判定当或不当。

五新名词与新生活

在明代，出现了许多新的名词，反映了飞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生活。从这些新名词中，同样可以发现明代风尚的特点及其新动向。

明代有一俗谚，道：“苏州样，广州匠。”关于“苏州样”，在此暂且不说，先来看“广州匠”。明代的广东人颇为崇尚“奇器”，而番舶贸易的存在及其发展，同样也为这种社会风尚提供了社会基础，这就是广州人可以充分享用来自东、西洋的金银之器。事实并非仅限于此。当地的奇异特产，一经广东人的巧手加工，就成为一种普遍为当地人所喜好的“奇器”。就拿酒器为例，诸如“赢杯”、“椰杯”、“香杯”之类，不但大小形殊，其状更是千态百出。

当然，广州还是以其所备的能工巧匠为当时的世人所知，这就是“广州匠”一语的出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锡器、铁冶、陶业。广州所造锡器，号称天下最良；广州佛山镇所产的铁锅，更是行销天下；至于广州石湾所产的陶器，也是为天下人所喜爱，不但遍及两广，而且旁及海外诸国，所以当时又有一句谚语说：“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再来看“苏州样”。所谓“苏州样”，在明代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新名词加以表述，就是“苏意”。这个名词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苏州已经成为领导当时天下时尚之都。“上说天堂，下说苏杭。”

这句话已经是在明代流传甚广的谚语。在闲暇时间日多、旅游之风日盛的今天，这句话更是妇孺皆知。殊不知，在明代，苏州的得名，却并不是人造的园林之胜，而是这座城市中的人。据说，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造假骨董，所临摹的书画，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赝难辨。苏州又操持着当时全国各地的流行风尚，举凡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苏州人都喜选用紫檀木、花梨木为质料，式样尚古朴，不尚雕镂，即使需要雕镂，也多采用商、周、秦、汉的古式，以致为海内所效尤。苏州人善于操持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凡是苏州以为雅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四方之人所模仿；反之，苏州人以为俗的东西，四方之人也就鄙之不行。

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这就是“苏样”和“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之为“苏样”；见到别的希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这可以下面一则笑谈予以证实。如史载，时有一人刚到杭州上任做官，笞打一个身穿窄袜浅鞋的犯人，枷号示众。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穿着打扮，这位做官的一时想不出如何书封才好，灵机一动，写上“苏意犯人”四个大字，人以为笑柄。所行虽属可笑，但在背后正好反映了苏州时尚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所谓“苏样”，明人沈弘宇在《嫖赌机关》卷上曾有这样的解释：“房中葺理精致，几上陈列玩好，多蓄异香，广贮细茶。遇清客，一炉烟，一壶茶，坐谈笑语，穷日彻夜，并不以鄙事萦心，亦不以俗语出口。这段高雅风味，不啻桃源形境。”至于“苏意”，可引明人吴从先在《小窗自纪》所释为例：“焚香煮茗，从来清课，至于今讹曰‘苏意’。天下无不焚之煮之，独以意归苏，以苏非着意于此，则以此写意耳。”可见，同是焚香、煮茗，一般的人重在其中的内容，也就是实用的价值，而苏州人则重在这么一种形式，不过是写意，表达一种意境，也就是重视其中的美学价值。文震孟在《姑苏名贤小记·小序》中亦言：“当世言苏人，则薄之至用相排调，一切轻薄浮靡之习，咸笑指为‘苏意’。”显然，所谓的“苏意”，就是“做人透骨时样”。改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远是时尚的弄潮儿。那么，怎样的人才算得上“做人透骨时样”？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秣陵春》传奇中，借用纨绔子弟真琦之口，说出了这种生活的基本特点，也就是玩古董，试新茶。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所谓的“苏样”，就是苏州人生活中累积的文化样本，而此“苏样”所具体呈现出来的生活态度、行为，则被时人指目为“苏意”。

古玩、古董（一作骨董），是历代常见之词，人们崇尚古玩，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并不奇怪。按照一般的常理，玩好之物，理应以古为贵。但明代出现的“时玩”这一新名词，倒是颇为令人瞩目，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诸如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这股好时玩之风，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风气。于是，沈（周）、唐（寅）之画，文（徵明）、祝（允明）之书法，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

时玩之风，完全建立在明代诸多能工巧匠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那些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才使得明代的诸多器物精益求精，完全可以与古时的名器相媲美，以至于被保守人士称为“物妖”。可见，明代是一个产生“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明代也是崇尚“时玩”的时代。“物妖”、“时玩”这些新名词的出现，并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无不说明了明朝人所崇尚乃至所享受者完全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

“杭州风”一词，显然也是明代各地相当流行的新名词。明代的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地有希奇之物，某家有古怪之事，某人有丑恶之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亲眼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加以嘲弄。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杭州人喜欢掺假，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外面漂漂亮亮，里头却是空心甚至腐败，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在“杭州风”这一新名词下，事实上反映了明代城市风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一是讹言、谣传传播速度之快，这是民间舆论空间扩大的证据；二是城市风尚的虚伪，甚至作假。

传统社会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不能否认，这开门七件事，在明代大众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更应注意的是，在明代的社会生活中，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闲暇时间日增的前提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悄悄发生一些转变。新名词的出现，就是一种新生活的反映。而这种新生活，如果加以概括，同样可以归纳为七点，姑且称之为“新开门七件事”。这种新开门七件事，当然其享受者并非一般民众，而是有深厚财力基础的士大夫与商人，但也确实渗透到了当时大众的生活之中。

传统的开门七件事，仅限于对基本的物质生活的追求，而且只是落实到一个“吃”字。其实，基本的物质生活，虽以满足口腹之欲为根本，但也应包括衣、住、行诸多方面。即使是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方面，自明代中期以后，藉于生产力发展、商业繁荣之后，也有一个从温饱向奢华的过渡。这姑且不论。这里所说的新开门七件事，是一种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的新生活，属于“傍花随柳”一类的精神生活层面，是一种闲暇与休闲生活。

何谓“新开门七件事”？简言之，就是谈谐（即说笑话）、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其中既有大众百姓逗闷的乐子，也有文人士大夫打发闲暇的雅趣。说白了，就是生活的享乐化与艺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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