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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第2页）

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师道如此，友道也大体相同。在传统社会，朋友属五伦之一。按照传统的朋友之道来看，必须恩深义重，生死久要。既然是知己，就必须可以托付生死、急难。但明代科举盛行之后的朋友，无非是少则同塾之友，长则同课之友，又长则有同调、同游之友，达则有同年、同僚之友，而这些所谓的朋友，都是科举的产物，其特点则不过是猝然而遇、苟然相合，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心相孚、行相契的朋友。

换言之，由于科举以及商业的两大冲击，友道渐以衰薄，不要说那些“死友”已不再存在，即使是可以托肝鬲的“生友”，也是寥寥绝响。

晚明“民变”不断，有些就是“东南习俗日就薄恶”的一种反映。早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二月，南直隶太平府的军民，就因派木价问题，“纠众呼噪，打进府堂，拆毁民房”。

后因和解，竟然将此事隐下。

福建泉州农村的主佃关系，也悄悄发生一些变化，史称当地的佃农“等威无辨，群然以亢骜为得计”。而那些佃农所获，更是“朝登垅亩，夕贸市廛。至有豫相约言，不许输租巨室者”。

这是佃农向田主公然抗租。

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娼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或参加科举考试。到了晚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纪荡废，胶序之间，济济斌斌，大多是一些奴隶之子。在吴地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奴仆之子中科举之风，尤为兴盛，甚至有的人登甲第而成为翰林。这些奴仆之子一旦显贵，就依恃他所取得的衣巾，“操戈反噬”，欺负起原先的主人。

在苏州府嘉定县，一些大家，其所养僮仆可达万指，平时横行乡里，一旦主家衰落，就“掉臂不顾”。至于中等人家所养的“义男”、家仆，尽管有抚养之恩，而且有些家仆也长子育孙，但一旦叛去，就态意殴辱原先主人，甚至“操戈入室”。

无可否认，即使是在商业化浪潮冲刷下的晚明社会，仍然会有一些地方保持着一种淳古之风，显得事事都有法度可依。如在吴宁，凡是衣冠旧族，一定是自为婚姻，其他小姓，即使骤然崛起成为富贵，这些衣冠旧族仍然保持着一种矜持，不与这些暴发户通婚。但这种古朴之风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已是荡然无存。正如明人陶望龄所言，“越中人家，但有几贯烂钱，即起自舆台驵侩，亦与为好”。

这是晚明“流品”混淆的反映，而其起始则是婚娶之家，惟论财势，无疑受到了商业的渗透。于是，“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更有甚者，一旦主家凌替落薄，反而俯首于奴仆的子孙。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显然也是风尚趋卑的最好证据，而所谓的“趋卑”，就是趋于卑俗，也即一种俗化。

二社会流动的加速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正式颁行黄册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

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业占籍，不同职业的人占有不同的户籍，诸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之类。明初的制度规定，每隔十年，就需要核实户籍中的老幼生死，重新更造户籍黄册。在民籍中，无论父母存亡，凡是兄弟已经分家，或者赘婿、养子归宗而另行分灶而食，均允许他们“异籍”，也就是另立户籍或另立门户。

在明代户籍制度中，只有军籍比较特殊，脱离军籍（又称戍籍）在明代则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原因就是军户是世袭的。按照明代的制度，除非皇帝的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军籍。而在明代诸多特许除去军籍的例子中，当以学校生员除籍为多。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潮州生员陈质因父死，“有司取其补伍”。此事最后到了明太祖那里，太祖出于“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的考虑，特许“削其兵籍”。

宣德年间，经宣宗特许，有三人也曾除去军籍。宣德元年（1426），原任翰林院待诏鲁孙坐罪谪卢龙，地方有司追其子鲁舆补伍。宣宗得知以后，削其戍籍，并任鲁舆为鸿胪寺序班；宣德四年，楚雄卫军士李志道死后无子，有司就追补其孙李宗侃为军，但宗侃已在原籍浙江中式成为举人，于是宣宗就按照洪武年间石坚之例，开其军伍，使其读书会试以自效；又右通政徐琦曾两次出使安南，累积有功，但其家为宁夏军伍，宣宗下诏除去戍籍。

此外，宣德时还定下《军政条例》，颁发天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规条例。其中规定：“故军户下，止有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若无成效，仍发充军。”

这一规定，显然已将“开豁”军籍的条件定为以下三条：一是军户内确实只存单丁；二是必须具有生员的科名；三是必须经过翰林院的考试，以确定其真有成效，将来可以为国出力，而且比一兵卒更有价值。只有具备了上面这三个条件，才可以除去军籍。自宣德以后，如生员李宗侃、沈律、张珩等，都是因具备这三个条件，才得以除去军籍，而且后来也确实全通过科目进入仕途，为国效力。仅有的例外，是正统十三年（1448），生员翟麟援引前例，要求除去军籍，但不曾考试，仍“蒙发补役”。

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可说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当时颁布了《大诰》，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远近、水陆，都需要在路引上明白开明，而他们外出，也必须随身携带路引。

事实证明，明初这种严厉的控制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如洪武五年（1372），当时有人因祖母急病而外出求医，走时匆忙，忘了带路引，被常州吕城巡检司查获，拟送法司论罪。

此事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之人确实缺乏流动的自由。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之制，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但其实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户口的不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概括成下面两点：

首先，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调。经过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用传统史籍所说的“群生乐土”来概括，大体也是可以的，但其间又确实存在着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就是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差别太大。应该说江北的户口在明代并未减少，但还是土旷人稀，地有遗利；而在江南，尽管人口的增加并不很明显，但还是地狭人众，甚至不能容纳。这是自西晋以后近千年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在江南与江北地区内，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也是呈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以江北来说，两河（河南、河北），大体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以江南为例，福建、两广、淮扬正好适中；湖广地区，人口最稀；江苏、浙江，人口最密；再往南，巴、蜀的人口密度太大，而滇、贵却是人口稀少。

这种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比例的巨大差别，既是人口流动的动因，又为其自然的流动提供了保证。

其次，正如明代的史料所揭示：“十一大造版籍，奉行者拘于额外新增之制，窘迫以法，故民徒苟且支吾，规避刑戮，甚至未生先名，百岁在册，女口充作男丁，一人而名称三四。凡遇庸调，验丁科差，惟检虚名，不按实迹，故有一人而承一户之役，以一年而责数年之输者，无怪其富竭产而贫，贫者负欠而逃矣。”

其实，户口不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逃民的增加，以及社会流动的日趋频繁所致。

（一）官方的人口迁徙

明初之时，官方曾经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明太祖定鼎以后，其很多政策多是仿效汉高祖刘邦所为，其中有计划地迁徙民众，事实上就是效仿汉高祖徙民实关中之制。明初官方所进行的大规模移民，可以概括如下：

早在元朝时，南京就已经是“民无土著”。明初太祖定鼎南京，“徙四方巨族实之”，所以后来南京的居民，大多来自四方。

吴元年（1367）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梁。

明太祖建国以后，曾经迁苏、松、杭、嘉、湖民之无田者，往耕临濠，官给牛种，免赋三年；徙江南富民1.4万户到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18府富民14300户，以次召见，称之为“富户”，全将他们迁到南京。

成祖即位以后，也屡有移民之举。成祖曾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以实北平；迁直隶、浙江之民2万户到京师，充仓脚夫；又徙应天、浙江富民3000户充当北京宛平、大兴二县的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

（二）游寓与寄籍

在明代，尤其是中期以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多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而其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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