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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9页）

在此，我们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曾国藩兵陷江西的例子。

咸丰六年，在江西战场上，虽然先后有三支从湖北、湖南赶来的援军，但曾国藩部已被强大的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昔日陷岳州、夺武昌，连帆东下的军威荡然无存。时过一年多，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仍不无遗憾地说：“前在珂乡二年，毫无功效。”

在政治上，曾国藩在江西的两年也处于相当困窘忧郁的境地。咸丰帝既要利用他，又不信任他。大臣的进谗与讥评，固不待言，即使以江西巡抚陈启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也认为曾国藩越权侵官，故意与之倾轧，多处掣肘。曾国藩要在江西重建水师，陈启迈却说江西本省毋庸设立；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一会儿写信说，江西要在厂内取去若干船只，一会儿又写信说，不复需用。曾国藩调罗泽南部会攻湖口，陈启迈却调他防景德镇，旋又调他西往义宁，回头又调往湖口，曾国藩几次都复信屈从。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往援，被太平军打败。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陈启迈“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能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最令曾国藩难堪的是，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在县内办团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看中，曾两次与陈面商，拟带他至军营效力，陈启迈当面含糊其辞，背后却命按察使恽光宸以彭寿颐正与彭才三打官司为由，将彭寿颐投入监狱，严刑凌虐。曾陈两人针锋相对，几至不能容止。曾国藩气急败坏，再也不顾自己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的情分，于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7月23日）上了一本《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指控他有虚报战绩、欺君罔上，朝令夕更、反复无常，保举不公、练团解体，徇庇下属、纪纲废弛等四大罪状。于是咸丰帝将陈启迈和恽光宸革职查办。虽然曾国藩出了一口气，但是接手的江西巡抚文俊并不因此与曾国藩和衷共济，依然对他排挤歧视。王定安评论说：“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这还是仅就曾国藩与地方主要长官的恶劣关系说的，即使与省中一般的文武官僚、绅士、良民（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不敢亲近、不能亲近、隔阂重重，以致处于孤立困厄的境地。他丁忧回藉后，仍然对此不能忘怀，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写信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万轩是也）。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曾国藩的一腔衷情，娓娓诉来，想曾国荃读了，一定曾为阿兄暗抛怜悯之泪。

粮饷是军队的大事。无饷则勇溃，有钱便卖命，这是湘军的特点。而曾国藩驻江西两年，在筹饷这件事上也是困窘忧郁的。湘军的饷需原先完全由湖南供应。在出征鄂、赣之后，后方越来越远，转运艰难，常有无以为继之虞。因此曾国藩在兵败湖口、退守江西后，立即上奏朝廷道：“今贼匪占踞汉口，臣军远隔下游，粮道已断，四川、湖南之饷，不能远解来营，即去岁准陕西饷下欠二十万两，亦不复解至臣军矣。仅恃江西捐项，臣等水陆万余人，殊不足以资接济。相应请旨饬下江西抚臣陈启迈于四年漕折项下，每月酌拨银两以济臣军。”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据曾国藩自己估计，他在江西的两支陆师和一支水师每月需银九万两，但是陈启迈总共只给他数万两漕折银，而且“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掣人之肘而市己之恩”。

欠饷、缺饷给曾国藩带来的不止是个人的苦恼，更主要的是军事上的恶果。咸丰七年初，毕金科部驻饶州，因久未领粮饷，面有菜色，多次索饷亦无结果。后来，“有司者责君，能破景德镇，军食可图也”。鲁莽的毕金科于是率领饥疲之勇千余人，贸然骤攻景德镇，陷于太平军的包围圈中，死于阵前，全军亦随之覆没。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到毕金科战死的地方去凭吊，并令人立碑。后来，曾国藩又特作《毕君殉难碑记》，其碑铭说：“人心之贼，一矢或伤。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郁极思伸，矫首砥天。徒飞无翼，或坠于渊。渊则有底，愤无已！”这与其说是追悼毕金科，不如说是曾国藩在江西两年的自伤自叹。

可见，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曾国藩那种“动心忍性，委曲求全”的圣贤用心是无法发挥的，因为，粮饷是军队的生命，岂可一忍了之。

幼天王遭擒图清

天京失陷后，幼天王在李秀成等的护送下出城，转至安徽、浙江等地，拟往江西会合李世贤、汪海洋等部再图中原。但在转至江西玉山之际，为清军所袭，后被俘虏，一个月后，在南京殉难。

第二个例子是天京攻破后来自上司甚至朝廷的猜忌、怀疑、防范甚至威逼。金陵攻克以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方山居民于城外逮住，解交曾国荃军中。部将萧孚泗等为了冒功，却呈报是他们派兵拿获的，并且把解送李秀成的乡民们绑起来拷问，勒索李秀成随身所带金银珠宝。与这事有关的将领兵弁，不是曾家的亲戚，便是邻里乡亲。曾国藩兄弟明知萧孚泗等人胡作非为，大损湘军声誉，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置之不问。而这事传到外面，众口喧腾，曾国藩兄弟又成为众矢之的了。

当时朝野都以为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理应献俘京师。而曾国藩兄弟却因为李秀成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解到北京，湘军一切不太合法的事迹，势难掩饰，又将贻人攻击口实，生出无数波澜来。因此不顾朝旨的勒令，同僚的劝阻，“先斩后奏”，迅雷不及掩耳地先把李秀成杀了，然后再向清廷解释原因，清廷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然而攻讦曾国藩兄弟的流言满天飞，诸如“杀人灭口”、“专横跋扈”之类的指摘，不一而足。甚至有人认为李秀成并没有死，曾国藩所杀的只是替身而已。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明查暗访。

更有一事，也使曾国藩十分难堪，金陵城破之后，曾国藩根据曾国荃报告，曾向清廷奏报：城内太平军，或擒斩，或自尽，或追杀，无一漏网。幼主洪福则死于乱军之中。不幸几个月之后，江西巡抚沈葆桢却奏报擒获自金陵逃出的幼主洪福等一干太平天国高级领袖。据供同时逃出金陵的太平军余部，不下数千人。

这一来，足以证明曾国藩从前的奏报是虚伪不实的了。至少应负“失察”之过。要不是有克复金陵、荡平大乱的大功，这“饰词入奏，铺张战绩”的欺罔罪名，曾国藩兄弟是逃不了的。虽然清廷不便明显地加罪，而来自各处的冷讽热嘲，也是够使人难堪的。第二年起居注官蔡寿祺竟因此事弹劾曾国藩。是否出于清廷的授意，不得而知。但蔡寿祺以一个小小的起居注官，居然敢弹劾功业正盛的总督大臣，倘非“见风使舵”，是难以想象的。如此则清朝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信任程度，已足可使人怀疑了。

清廷对于曾国藩兄弟明加封赏，在骨子里却是疑忌横生、猜防备至。这对于一生以克己自持，谦退为怀的曾国藩来说，并不难接受，能小心翼翼地挺下去。可是天生火爆脾气的曾国荃，就咽不下这口冤气了。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后，竟谕令“照准”，连一句表示安慰的话都没有，仅赏给人参六两而已。

曾国荃感到满腔冤愤，无处发泄。当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再到南京，住进刚修建完成的总督署时，群僚毕贺，冠盖云集。曾国荃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指责清廷功高赏薄，是非不分，一时声泪俱下。曾国藩在旁劝止不住，窘急得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曾国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他跟骆秉章、鲍起豹会奏湘潭之胜与靖港之败，请奖赏立功之将，而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自动请罪。折中有“请将臣交刑部从重治罪”之语。不料清廷在获悉这个湘境空前大捷的好消息之余，竟会革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甚至咸丰皇帝还御笔朱谕，加以嬉笑怒骂，盛词相责。

打了七八年烂仗，做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钱我不出，连一个像样的名义也不愿给。始终是以前礼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义“剿贼”，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

清王朝中不少大臣忌妒曾国藩的大功而向慈禧进谗，如祁隽藻辈即引曾国藩少年时渡洞庭湖诗“直将云梦吞如蔼，未信君山铲不平”句，强调曾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刘先主自诩，以诗为证，入情入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湘军的兵力使清朝奈何不得，只好加以羁縻，同时曾国藩又善于自咎，一定会兴大狱，或是兵戎相见了。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紧张。引退之念，皆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嗅到朝中亲贵大臣倾挤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尤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

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虏获无算。因此有御史贾铎之弹劾，弹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铎弹章饬谕曾国藩，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戒。

同时，科尔泌亲王僧格林泌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自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七月十八日会见曾国藩，住于舟中，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之猜疑，对湘军之防范，表露至为明显。

在这种种拂逆面前，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动心忍性”的圣贤用心，不断地表白自己不愿官居高位的心迹，只是让人感到过于悲凉。

第三个例子是曾国藩剿捻防线崩溃之时。针对当时捻军呼啸而来、呼啸而过的特点，曾国藩摒弃了僧格林沁前堵后追的疲劳战术，而代之以千里布防之法，但他辛苦筑就的千里防线却在一夜之间被捻军冲破，从而使他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淮、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顷”。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师干，尤宜统筹全局，毋得去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厉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懒，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法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订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行，而是严厉地申饬。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饮差大臣，办“剿”捻事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这套对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属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的内容，显得过于被动。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之中，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处置办法吗？

引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不仅把逆境称为逆境，而且把顺境也称为逆境，因为他要求自己在顺境中看到逆境，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吧。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又开导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敌对阶级的真枪实弹。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曾国藩也是过分自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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