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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6页）

然而，使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一方面标榜仁爱，一方面又被人称为“曾剃头”，意即杀人像剃头一样。这应该说暴露了他本性残忍的一面。

咸丰二年底他刚出办团练，就对友人说：“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更表明决心说：“不敢不威猛救时”，“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所以只几个月，在湖南便盛传他为“曾剃头”，令人侧目。过了八年，正当湘军围攻安庆之时，他给正在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写信，叫喊：“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以假仁慈误大事。”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以杀人为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似乎发现了良心一样，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者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曾国藩写了《爱民歌》和《解散歌》，确实一本正经，堂堂皇皇。可是湘军果真不扰民、解散胁从吗？须举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太平军败于安庆城外之赤冈岭，其中三营在苦战后投降。第二天，曾国藩闻讯，立即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第三天，他听说投降者已全部被杀，立即给曾国荃打气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一克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当那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稍流露出一点悔意，曾国藩立即对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尤可愤慨的是曾国藩对湘军屠城的肯定与鼓励。他兴奋地说：“（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对太平军）屠戮尽净，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咸丰八年五月初五，他鼓励正围攻吉安的曾国荃说：“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克城）虽迟亦无后患。”后来，湘军在攻占安庆、苏州、金陵时，都疯狂地屠城，仅金陵一处，“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显然，这些被杀者不仅包括大量胁从，还包括大量和平居民，甚至有不少在政治上基本拥护清政府的地主、士人及其家属。

所以，儒家提倡爱有差等，即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爱，爱的只是自己阵营中的人，而对非自己阵营的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人，则决不宽贷。曾国藩的行为大概也只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了。

十四、严明——法立令行，整齐严肃

【原文】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坐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用兵，首先明确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措施，便是质朴，在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疮毒严重的病人时，必须把溃烂厉害地方的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的产生。如果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了。

【原文】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只不过就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为作循吏，这就失去了循吏的本义了。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施小小的恩惠。

【原文】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立法并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了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九弟临别之时，特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办事应迅速。我也深知治军和管理官吏，首要的就是严，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以致严得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盖铠甲的人，魏绛处死了驾车乱行的仆人。古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而是假如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明白古人所说的立威胜过偏爱，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就只会招致失败。

【原文】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主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是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店中的伙计掌管。如果保举将帅过滥，就是不爱惜君主所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货。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作盗贼，何况自己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动：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惠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力挽此种不良风气，深感惭愧。

【原文】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惶惶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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