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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七百章 弃子（第1页）

1991年的春节刚过，爆竹的硝烟还在京城的胡同巷陌里打着旋儿，空气里残留着炸糕和炒货的甜香，可这座古城的节奏，早已被一股汹涌的人潮搅得变了调。

天刚蒙蒙亮，京城火车站的出站口就炸开了锅。

背着鼓鼓囊囊的大花被盖，扛着磨得发亮的红蓝蛇皮袋，操着南腔北调的汉子们和婆娘们挤挤挨挨地涌出来。

他们脚下的解放鞋还沾着家乡的黄土，裤脚还带着田埂的泥星子。

他们嘴里哼唱着“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的新民谣，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民工潮，扑向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

重文门那片号称“三不管”的三角地空地上，很快支起了一片临时的“劳务市场”。

从远方乡村来讨生活的人或站或立或蹲，把规整的街面点缀得有些“不伦不类”。

一本本摊开的家具图、一辆靠墙停放的生锈三轮车、一把把被砖沙磨薄磨亮的砖刀、一副副路边支起的钉鞋掌、一柄柄立在地上的滚刷……鲜明地昭示着各自的谋生行当。

“大哥，打家具不？俺们在老家可是十里八乡知名的木匠，手艺地道！”

“大嫂，家里要保母呗？照顾老人、看孩子，咱啥都能干！”

杂乱又带着几分虔诚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各地的方言混着街心花园里尚未散去的老年迪斯科旋律，成了开春京城最鲜活的晨曲。

往东城去的马路上，拉着蜂窝煤的板车吱呀作响，蹬车的三轮车夫是个二十出头的河南小伙，额角的汗珠砸在青石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大马路旁的胡同里，城郊来的农民挎着篮子叫卖鸡蛋，新鲜的蛋品裹着稻草根儿，引得大妈们围拢过来讨价还价。

就连机关大院的传达室里，也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那是河北来的后生，顶替了原来老眼昏花的大爷，操着一口地道的保定话，一丝不苟地登记着每一位访客。

京城的高楼拔得更快了。

建筑工地的“吭唷”号子声，比舞厅里的“蓬嚓嚓”舞曲更显热闹。

农贸市场的菜摊摆得更满了，新鲜的瓜果蔬菜带着泥土的芬芳，水灵灵地惹人垂涎。就连胡同里的早点摊，也多了南方风味的小馄饨和纯肉馅小笼包，让这座北方古城的味蕾，都跟着鲜活起来。

这一年和去年相比，最大的变化便是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呈井喷之势。

昔日“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吏”的内陆乡村，正把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倾泻到这座“洼地”般的城市。

开春时节，报纸、电视里满眼都是类似的新闻——郑州火车站不堪重负，南京汽车站人满为患，沿长江的客运码头，民工如洪水般汹涌。据统计，共和国二十三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高达上千万，其中上海183万，京城130万，花城110万……

“盲流”，这个曾经带着贬义的词，如今既是象征，也是隐喻。

过去，它几乎是愚昧、肮脏的乞讨者的同义词，那些人大多是被贫困与饥饿逼得走投无路，流落城市却找不到谋生门路，只能靠乞讨度日。

可如今不同了，那些朴实面孔上的坚毅与执着，正在一点点改变着城市人的传统观念。这一年里，“要想富，就得雇”，成了城市与乡村人口双向奔赴的欢乐主题。

九十年代的震荡，正以社会结构的深刻改组为序曲，缓缓拉开帷幕。

可就在这股生机勃勃的外来人口大潮里，有两个提前数年就来到京城的日本“北漂儿”，却丝毫感受不到时代浪潮的快意，反而被前所未有的挫折感裹挟，对未来充满了彻骨的担忧。

焦虑与惊惧像两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了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真切地嗅到了末日降临的气息。

他们，就是曾经在京城游乐园项目上奴大欺主，如今正遭受反噬的日中总合驻华代表——杉本雄一和佐藤健太。

1991年2月20日，大年初六。

京城游乐园的日方总经理办公室里，暖风机嗡嗡作响，吹出的热风却驱散不了半分寒意。

杉本雄一瘫坐在宽大的皮椅上，领带被扯得歪歪扭扭，平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此刻乱得像一团鸡窝。

他面前的茶几上，堆着小山一样的礼品——山崎威士忌、七星牌香烟、顶级玉露茶，还有索尼迷你录放机、松下录像机，甚至西铁城手表，以及塞着十万日元的五六个厚红包。

这些都是春节前，他们费尽心思准备的“敲门砖”，如今却原封不动地砸在了自己手里，连一丝水花也没溅起。

区政府的领导们，要么避而不见，要么隔着门客客气气地打发人，别说收礼物了，就连一句准话都没留下。

佐藤健太站在窗边，手指烦躁地在玻璃上敲出“哒哒”的声响，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楼下涌进园区的游客，那些操着京城口音的男女老少，牵着孩子的手在旋转木马和过山车旁笑得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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