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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你好谷歌地球（第3页）

谷歌地球也得到了媒体的极高评价。大多数媒体都模仿了《个人电脑世界》（PersonalComputerWorld）杂志的态度。《个人电脑世界》那篇报道的标题是《谷歌令人惊叹的地球》，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它已经做到了极致，真的是一个奇迹。它是如此令人着迷，是软件历史上最好的免费下载软件之一。”

但是，到了周三早上，布莱恩、近井和安德鲁陷入了全面危机。前一天晚上他们与谢尔盖以及服务器工程师们开会，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谷歌地球的需求威胁到所有Google.服务的性能。那天早晨，布莱恩与刚刚从纽约回来的约翰商量了一下，决定切断谷歌地球的下载。即使是拥有数十万台服务器的谷歌也无法处理这些负载。

我和贾罗德一起草草做了一个网页，上面写着如下消息：“非常抱歉，谷歌地球暂时无法使用。”我请贾罗德在网页上放了一张夜晚时分的地球的卫星照片，当作一种特殊时期的营销手段。谷歌地球熄灯了。那天，大部分该参加的会议我都没有参加，但我会及时向黛比和玛丽莎通报最新的消息。整个周末，负载一直处于时涨时跌的状态。安德鲁和服务器工程师将谷歌地球分发到更多的服务器上，然后重启了下载。接着，在每天几十万新用户的冲击下，下载被再次关闭。

在发布后的第七天，布莱恩、近井和安德鲁终于制订了一个可以满足需求的方案，包括将谷歌地球分发到更多的数据中心以及另外数千台服务器上。然而，对谷歌地球的需求并没有和典型的软件发布一样逐渐减少，相反，在第一个月内它被下载了1000万次，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仍然保持着很高的下载量。我们每天平均会获得30万~50万个新用户，有时甚至更多。10月的某一天，谷歌地球甚至被安装了90多万次。我想起了我们前一年与拉里和谢尔盖的首次会面，以及我提出的那个第一年是获得1000万用户还是赚1000万美元的荒谬问题。我们在第一个月里就超越了所有这些可能的期望——我开始亲身体会到拉里说的“把目标定得再大一些”的意思了。

在2月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地图产品；到了6月底，我们已经发布了两款最具变革性的与世界互动和浏览世界各地景观的工具。一夜之间，数百万人改用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来找到他们在世界之中的位置。我太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担负起伴随这种大范围的流行而来的责任了。对谷歌品牌的不可侵犯的信任——在过去五年中在谷歌创始人的精心维护下逐渐建立起来——现在对约翰的谷歌地理团队产生了新的期待。我们的数百万用户认为（如果不算要求的话），我们必须保证地图准确，而卫星图像使他们更加确信我们提供的地理数据的准确性。我们以往确实做到了准确无误，但我们不是总能如此。

一个悠闲的星期五下午，午饭后，我向德德了解已经制订好但我还不知道的周末计划。德德的工位就在约翰的办公室外面，窗外就是海岸线圆形剧场林荫大道。正当我们交谈时，我听见窗外有什么声音。

“你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吗？”我问德德。

“可能今天要开音乐会吧。”她说，一边把椅子转过来，向窗外望去。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听到一支乐队在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但在那个时间，为演出排练还太早了点。我们往窗外望了望，噪声变得更大了。然后，我便看到了制造噪声的人群。

他们是抗议者，一共有几十，不，有几百个抗议者。好几个记者跟着他们。谷歌的安保人员密切关注着这个不断壮大的人群。一名手持扩音器的男子正在领导示威队伍。天空中，北加州的阳光十分灿烂。“他们在抗议什么？”我大声问。

“啊，那个标语上有一个谷歌地图的图标。”德德议论道。

在窗外喧闹但有序的人群中，有不少人举着带有手写口号的海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可耻！”“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就是台湾……”抗议者停在了41号楼外的人行道上，距离约翰的办公室大概30码（约27米）。两名电视台的记者——分别来自圣何塞和旧金山——已经架好了采访设备。

约翰还在吃午饭；而我刚才和他以及迈克尔、布莱恩和丹尼尔一起在查理咖啡厅吃午饭，我先吃完出来了。我决定给他打个电话。

“怎么了？”他问，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嘿，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一点钟抗议到了。”我说，看着窗外聚集的人群。

“什么？”

“你的抗议，一点钟抗议。他们来了，就在你办公室外面。我该告诉他们稍等一下，等你吃完午饭吗？”外面的呼喊声越来越响。“你能听到他们的喊声吗？”我把我的手机举到窗前。

这次边界争端是多次争端中的第一次。以示威者为代表的部分台湾人认为他们完全独立于中国。台湾的一些人视台湾为主权国家，而中国大陆则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当我们发布包括台湾在内的谷歌地图时，我们将这片领土标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如此一来，我们实际上在一场国际争端中站了队。台湾外事部门呼吁在美国的台湾人向谷歌表示抗议，并要求谷歌更改名称。

我们完全陷入了困境。更改名称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可能会激起中国政府的不满，而谷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了。

又比如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之间的领土争端，它已经上了国际版的头条。甚至有报道称，谷歌地图差点在中美洲挑起了一场战争。在韦恩完成的一项数据推送中，我们的团队将边界线划到了公认的沿圣胡安河的地理分界线的南边。结果，谷歌似乎无意中把哥斯达黎加几平方英里的国土送给了尼加拉瓜。

和台湾外事部门一样，哥斯达黎加外交部部长也向谷歌提出抗议。几个月后，在一次数据库更新中，我们更正了这一边界线。在我们看似帮助尼加拉瓜“吞并”了这片土地的那几个月里，尼加拉瓜将50名士兵派驻到了一个叫“波蒂略岛”的小岛上，声称对其拥有主权，并且有理有据地解释说，“谷歌地图说这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的错误并非完全主观：我们的边界数据库里含有这种地理差异是有特殊原因的。事实上，这片领土在19世纪曾有争议，起因是1824年哥斯达黎加的咖啡种植者投票使得两个边境城镇脱离了尼加拉瓜。人们起草了7个条约，但全都没有得到两国的批准。这一边界争端最终在1858年通过一项条约解决，但圣胡安河的主权归属仍然备受争议，因为在这条河上可能要修一条可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

这一边界引发的争议如此之大，以至于在1888年，时任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派了一位测量员作为仲裁人来澄清条约。多年来，圣胡安河是天然向北流的，因而会流进尼加拉瓜，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为了维持官方的边界划分，尼加拉瓜疏浚了原本的河道。我们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之上绘制了我们地图上的边界线，结果重新点燃了长达数百年的边界争端。

随着谷歌地图在世界各地的推出，我们绘制了很多边界线。丹尼尔的团队很快获得了几十家不同数据提供商的数据，还利用以前Keyhole时代的一些数据来源。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正在成为最全面的地图集，并且拥有这个星球最大的地图浏览量。而这个星球则希望谷歌保证所有地图的准确性。

这并不容易。

我们似乎将一个叫多拉特湾的地方的一个船运通道并给了荷兰，这个船运通道正好在荷兰与德国的分界线上，因而将德国一个重要的海上入境口岸送给了荷兰，这让德国港口城市埃姆登（大众汽车出口的所在地）感到十分愤怒。我们在一个北爱尔兰城市到底该叫“伦敦德里”还是叫“德里”的问题上遭受了来自争议双方的抗议。韩国反对谷歌地图将其称为“东海”的海域标为日本的领海（“日本海”）。巴勒斯坦人发起了有超过26000人签名的在线请愿，以回应谷歌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标注。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问题上，我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遭到了审查。在印度，政府起草了一项关于如何绘制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的法律，按照该法，不承认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主权的地图制作者将被处以监禁。

总之，一共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一直在积极参与边界争端，其中一些争端持续了数百年，且边界线也重划了几十次。

作为谷歌地图工作的领导者，约翰负责监督和解决这些问题。他被迫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几十个国际命名和边界争端的最终仲裁人。幸运的是，他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工作的那段日子给了他和公司很多帮助。约翰和地图团队确立了三个地图绘制的标准：经过深入研究、有明确记录并进行公布。团队先提出一项建议，酝酿过程中往往要与有争议领土所在地区的谷歌区域经理进行合作，然后约翰就谷歌的地图产品如何处理争议做出最终决定。对于边界争端，这两种边界都将用黄色虚线（而不是通常用来表示边界的实线）画在地图上。对于命名上的分歧，我们默认将联合国决议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有时我们也会把两个名字都放在地图上。在Keyhole时代将Keyhole软件卖给联合国的安德里亚·鲁宾帮助确定了这一解决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看到的是不同版本的谷歌地图，这取决于用户在何处访问谷歌地图。（这种做法没有被广泛宣传。）例如，日本的用户看到的谷歌地图上，日本西边的那片海域被标注为“日本海”，而韩国的用户看到的谷歌地图上，同一片海域会被标注为“东海”。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五下午，那些台湾抗议者的激愤帮助我开阔了眼界。对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伟大产品的一部分，意识到整个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项目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者网络服务。

人们喜爱谷歌和我们的新地图产品。他们信任谷歌。他们希望我们把它做准确。不，他们要求我们把它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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