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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周易十九（第1页）

第五章:解读《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史巫如何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的，再看与原创《周易》有多大关系，以及卜筮有没有道理

第二讲：《左传》记载“以《周易》筮之”的其它筮例的卜筮方法

第五节

《左传》记载的以《周易》卜筮的第六筮例是《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左传》记载这一筮例的译文：

“穆姜死于东宫。开始住进去时卜筮看吉凶，起筮时得到《艮》里的一个不变之画（其它五画全变）。太史说：“这是个《艮》卦变《随》卦。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要迅速离开这里。”穆姜说：“没有的事。这卦在《周易》中说：‘随，元亨利贞，没有灾祸。’元，是身体的尊长。亨，是美好的会合。利，是事义的和谐。贞，是办事的根本。用仁心作为本体就可以当人们的尊长，寻求美好的会见就能协调礼仪，有利于万物就符合道义，本体坚固就能够办好事务，根据这道理，所以说是不能欺骗的，因而虽然得到了《随》卦而没有灾祸。现在我作为个女人却参与作乱。处在低下的地位却又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说是亨。做了坏事而危害到自身，不能说是利。不安于位却修饰美容，不能说是贞。有上述四项德行的人，得到《随》卦而没有灾祸。我却四项德行全都没有，难道能合于《随》卦的之义吗？我自取邪恶，难道能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必出去了。”

穆姜是鲁宣公夫人，穆姜本来姓姜，“穆”是其死后的谥号，她原来是齐国的一位公主。

这一筮例虽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例子，但与《左传》中记载的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十一筮例中其它的筮例的筮法则不相同。其它十个筮例都是“变繇”筮法，而唯此例中所说的“是谓‘《艮》之《随》’”则不是“变繇”筮法，因为这“《艮》之《随》”之说，在春秋《周易》文本里的《艮》中是没有以《随》做“繇题”的。

如春秋文本《周易·艮》内容格式：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贲：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蛊：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剥：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旅：艮其身，无咎。

渐：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谦：敦艮，吉。

此筮例先说的是“艮之八”，而太史解卦时说是“艮之随”。这一筮例上的“八”说，在"易学"上虽有定论，是谓占出的一个不变卦，即没有“变爻”的卦，才称“八”。首先把《左传》里的筮例以今本《周易》释之，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春秋《周易》文本并不是爻式结构，焉能说“变爻”呢？除非这一筮例是其它卦书筮之的筮例。

而此卦是穆姜薨于东宫之前，即要搬入东宫时而进行的卜筮，所得的“卦”是“艮之八”。而让太史解释这一卦的吉凶时，太史在解卦时却说的是“艮之随”。那么，这里的“八”说是何意呢？又如何将“艮之八”变成是“艮之随”的说法呢？

此卦例筮出的是“艮之八”，而太史所言是“艮之随”。可这个《随》则不是《艮》卦的繇题，因春秋《周易》文本中的《艮》中没有以《随》来做繇题的。

若以《艮》卦画（），从第一基础画变起，而得出六个不同的卦画来。即：

123456

贲蛊剥旅渐谦

《艮》卦里是以“艮之贲”，“艮之蛊”、“艮之剥”，“艮之旅”、“艮之渐”、“艮之谦”来做为六句繇辞的繇题称谓，所以是没有《艮》之《随》的说法。

那么，由《艮》画变《随》画，即所谓的“变卦”，就得有五个“变”画出现。如：

（因无法打出卦画符号，此图略去）

若由《艮》卦变《随》卦，就得出现五个变繇（后称五个爻变），即起卦时，出现了五个“变数”（或“六”或“九”，前面因春秋《周易》以《周易》名称为六繇题是有局限性，因春秋《周易》文本里所谓每卦里只有六十四卦里六个“卦”名称为繇题名称，超出春秋文本所谓每卦六个繇题外就超出范围。如出现两个变画就得不出春秋《周易》文本所谓每卦里的繇辞），由《艮》变出《随》，这《随》不是《艮》卦里的繇题，那么这“艮之随”就是一个“变卦”（不是春秋变繇筮法，因变不出繇辞）说法了。可又为何出现“八”说，若“八”说是个不变卦的称法，即后人所认为是个没有爻变的卦，才称“八”，这岂不是矛盾的说法么？笔者认为《左传》里记载的有十一筮例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筮例。而十一筮例中有十例是“变繇”筮法。所谓“变繇”筮法，即在用揲蓍起卦时，先得出六个蓍数，这六个筮数只能是从“六、七、八、九”中所产生。若又规定“六”与“九”是“变数”，即起卦时揲蓍出“六”或“九”时，就知道是变数，目的是在得出某一卦时，就又跟着得出某一卦里的第几繇（后称“爻”）是个变繇，也就得出某一卦里某繇辞，以此做为占问事项的占辞之用。但以春秋《周易》文本卜筮只能是一个变数，才能得出所谓某一卦里一个繇辞的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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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变繇”筮法是与春秋《周易》文本作为卜筮之用有关，是以六十四卦里的六个卦名称（含卦画）做为每卦里繇辞的繇题排序形式结构所决定的。

我们所看到《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十一筮例，除此例外，其它十个筮例都是“变繇”筮法，可得到“某之某曰”的那种称法，即得到某一筮例里的某一繇辞。但人们会说，难道这十个筮例在起卦时都出现的是一繇变吗？当然不会，只是在于人为的规定。假如规定起卦时，见有“六”或“九”数是“变数”，就知道在“数”转换成卦画符号时，也就知道一卦中某繇辞就是“变繇”，以变繇辞做为断卦的占辞运用。那么在起出一卦，即通过“三”、“六”十八变得出个揲蓍之数时，如出现是二个以上的“变数”，即假定出现了三个变数（那么就得出这一卦里的三个变繇，就超出了春秋《周易》文本所谓每一卦里繇辞范围。但也可以变通，如前所说的那种），是否要以三个繇辞来推断所问事情的吉凶吗？而《左传》里的十个筮例，却是以一卦中的一个繇辞来断吉凶，都是称“某之某”（如“观之否”曰、“屯之比”）。这就在于若出现了二个以上的“变繇”时，并规定以最先得出的一个变繇，或是最后的一个变繇，做为断卦的占辞，就把一卦中出现二个以上的变繇这一问题给解决了，就不超范围。若在起卦时得出是《观》卦中多个变繇，而按筮法规定只取一繇辞为占断辞，就得出是“观之否”，那么就会说：“遇观之否曰：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所以以春秋《周易》文本筮卜，若想得出某卦里的某繇辞，就只能是“变繇”筮法，也只能取一个“变画”，不会超春秋《周易》文本范围。

若占出两个以上画是变画就得出超范围的另一卦了，如占出《乾》，若是第四繇、第六繇是“变繇”，即《乾》变《需》，若说《乾》之《需》，这只能是“变卦”称法，即有《乾》卦符号变出《需》卦符号。而《需》不是《乾》里的“繇题”，即春秋《周易》文本里《乾》中是没有以《需》作繇题的。这就是说若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时，所变出的另一个“六联体”的符号（当然也就知道这个“六联体”的符号是六十四卦里的某某卦）就超出了春秋《周易》文本的每一卦以六个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只有取一个“变”画时，才不超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每一卦六个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也就能得出春秋《周易》文本里某一卦里的某一繇辞来。

再次说明，正是春秋《周易》文本作为卜筮起卦的局限性，才有卦名称为繇题的“繇式《周易》”再一次改造成以“六、九”为爻题的“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就解决了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爻问题。

若以春秋《周易》文本来卜筮，若起卦时出现两个以上的“变”画，就得规定二个以上的“变繇”出现后，可规定看最初或最后的“变画”确定为“变繇”，只看一画变，也就得出某一“繇辞”来断人事吉凶。假如筮出《乾》时，看最初的“变”画是第四画，而《乾》里排第四的繇题是以《小畜》称之。那么就得出《乾》里的第四繇辞是本此占筮所得的占辞了，那么，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小畜》曰：‘或跃、在渊、无咎’”。若按规定以筮出最后的“变画”（由筮出的变数即九或六来看第几画是变画）对应的繇辞来断吉凶的依据，那么就是《夬》，也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夬曰：亢龙有悔”。若起筮时是个没有变数的卦，如起筮得《乾》而无变数，就按《乾》的画符号的八卦取象或结合其“卦辞”来断吉凶，也就会说“筮之遇乾之八”，表明筮出了一个无变的卦。那么，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八”说，是不是代表没有“变”的卦呢？

这一筮例里的“八”，既是指筮出一卦是个无“变”之卦代称，也不能当数字“八”理解。这一筮例里的“八”，既是代表出一卦里不变之画的称法，又是指春秋时期那个不变之画的写法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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