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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刊有声 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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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刊有声：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序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范畴里，辑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三十年前，樊骏先生在他那篇有名的长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初版《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册）中就曾指出：

新时期的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最为明显的收获，无疑是收集到和发掘出大量新的史料。首先是收集到大批长期散失的佚文。“五四”以来，除了个别例外，一直没有顾及系统编集出版现代作家的作品，缺漏散佚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如今的收获也就格外丰硕。

此外，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史料学》增订本（海燕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初版）和刘增杰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二〇一二年初版）等专著中对辑佚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论述，特别是刘著还特辟“辑佚空间的拓展”的专节展开讨论。由此不难看出，辑佚工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

辑佚之所以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题中必有之义，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现代作家作品散佚一直十分严重，编订全集就必须辑佚；二是即便作家全集已经编就问世，全集不全的状态仍会长期存在。因此，辑佚工作不会停止，将会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从一九三八年首部《鲁迅全集》出版至今，不断增补的《鲁迅全集》已经出版了至少四种版本。茅盾、阿英、胡风等作家的全集出版后，就再出版了《茅盾全集补遗》《阿英全集附卷》和《胡风全集补遗》。新版的《茅盾全集》《郁达夫全集》《徐志摩全集》《沈从文全集》《汪曾祺全集》等，更是在不断辑佚的基础上，对原先的全集做了大量的增补。而《郭沫若全集》出版至今，已知散佚的文字之多，简直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现代作家作品的辑佚，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里，不外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丛刊、单行本（尤其是多人合集和为他人作品集所作序跋）、鲜见的他人著作或文章所引录者、各类档案、作家本人或知情者的回忆、未发表的手稿，等等。后来又扩大到所谓的“综合性杂志”，如有名的《东方杂志》《少年中国》《现代评论》《国闻周报》《新中华》《观察》等（其实五四新文学的发端《新青年》月刊也可视为“综合性杂志”）。这些方面的辑佚早已成果累累，不必我再多说。

但是，凌孟华君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现代文学的辑佚工作应该而且必须进一步开拓。如何开拓呢？他认为，与“文学期刊”相对应的“非文学期刊”正是一个新的十分重要的切入口，而所谓的“综合性杂志”完全可以包括在“非文学期刊”之内。更何况像《清华周刊》这样的大学校刊，归入“综合性期刊”未免牵强，但如说是“非文学期刊”，当然不会有歧义。我以为，孟华的看法很有见地，确实为现代作家作品辑佚和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史打开了天地。即以拙编《现代中文学刊》二〇一八年发表的辑佚成果为例，研究者在《聚星月刊》上发现了多篇“东郭生”（周作人）的集外文，在《春秋导报》上发现了沈从文、穆旦、汪曾祺等的集外文，都是“非文学期刊”辑佚的可喜收获，也都验证了孟华的这个主张。

孟华不仅提出了辑佚应该具有“非文学期刊”视野和从“非文学期刊”视角考察现代文学史的观点，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他自己的实践，这部《旧刊有声：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此书共六章，前四章就是孟华在“非文学期刊”上辑佚的考证文字。《国讯》《大中》等刊物，虽然还说不上十分冷僻，但在以往，现代文学研究者很少会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这些“非文学期刊”。孟华独辟蹊径，遍查《国讯》（包括香港版）和《大中》等“非文学期刊”，果然大有斩获。

《国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曾出版沪版、重庆版和香港版，以时政内容为主。但就在《国讯》上，孟华发现了茅盾的小说《十月狂想曲》、郭沫若的演讲《写作经验谈》等、冰心的演讲《写作漫谈》、夏衍的评论《鲁迅先生豫言》、臧克家的新诗《一个遥念》（原题《呜咽的云烟》）等。不仅是发现，还分别做了仔细的校勘和深入的解读。特别是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国讯》港版第六期的《十月狂想曲》，系茅盾抗战期间的一篇很重要的小说，竟埋没那么多年，茅盾晚年自己写回忆录也未提及，现在终于由孟华发掘出来，这对茅盾研究的深入无疑有所推动。

创刊于北平的《大中》又有所不同。该刊内容虽然也是时评为主，但文史哲经也占了相当比例，却因出版时间仅九个月而更有“被历史的黄尘湮灭之势”。值得庆幸的是，孟华又在该刊上发现了新诗人吴兴华感人至深的散文《记七妹》，此文对研究吴兴华生平和创作历程均不可或缺；还有俞平伯《为润民写本》的初刊本《为润民写〈遥夜闺思引〉后记》，从而为研究此文的版本变迁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不仅如此，孟华对“非文学期刊”的追踪还不断扩展，连《旅杭嘉善学会集志》《新新新闻旬刊》等这样十分冷僻的刊物，《学僧天地》等佛教期刊，也都不放过。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又不断有所发现。孟华似乎与俞平伯特别有缘，他在《知识与生活》一九四七年第六期上发现的俞平伯的长文《“宣传”“党”这两个词你怎样看法？》真是太重要了，大大有助于“彰显”一九四〇年后期“另一个角度的俞平伯面影”，而他的分析也很周详。至于与俞平伯关系密切的叶圣陶，孟华也在《学僧天地》一九四八年第四期上发现了他的演讲词《语文学习浅说——在玉佛寺佛学院讲》。此讲稿虽由僧人记录，但已经叶圣陶本人“费时半日”“订正”，因此，与一般未经演讲者本人审定，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佚文不同，完全可以视为一篇叶圣陶的正式佚文。这篇演讲词很精彩，至今读来仍颇受启迪，而孟华的考证也很精彩，引人入胜。

除此之外，孟华此书中还有不少亮点，他提出应对现代名家集外文整理再认识，他认为应加强对现代重要作家经典名作版本的研究，都深得我心。他对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的汇校，尤其值得注意。根据孟华的查考，冰心翻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获奖诗集《吉檀迦利》最初连载于一九四六年《妇女文化》第一卷第一、三、四期，同时他仔细核对了以往的研究者在记录这个初刊本时的各种错讹。在此基础上，他又以《妇女文化》初刊本为底本，将之与一九五五年初版本和此后的七种版本进行汇校，较为详尽地呈现了冰心此译本各种版本的来龙去脉。现代作家许多重要作品有不同的甚至是令人目眩的众多版本，因此，汇校成为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女神》汇校本（桑逢康汇校）、引起过争议的《围城》汇校本（龚明德主持），近年的《边城》汇校本（金宏宇汇校）和最近才问世的《穆旦诗编年汇校》（易彬汇校）等，都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然而，迄今为止，汇校只限于文学创作，似并未涉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如傅雷译巴尔扎克的长篇《高老头》，也是名著名译，就有一九四六年初版本、一九五一年重译本和一九六三年修订本，如加以对照分析，一定很有意思。从这个角度而言，孟华把冰心译《吉檀迦利》各种版本进行汇校，显然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努力，不管孟华自己是否意识到。

还有，孟华对张爱玲散文集《流言》一九四五年武汉大楚报社“再版本”的梳理也值得注意。这是《流言》的一个特殊版本，孟华的梳理十分仔细，从发现过程到何以流传稀少，从封面到纸型到版面的差异，都有所论列。这个《流言》版本与北方的偷印本显然有所不同，但考虑到当时胡兰成在主持大楚报社，所以该社“快读文库”中推出《倾城之恋》单行本，“南北丛书”中推出《流言》单行本，恐怕都是胡兰成的主意和具体实施的。所谓“以俾于文艺复兴运动稍尽微力”云云，说得漂亮罢了，张爱玲本人可能并不知道。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有待更多史料出现进一步证实。

总之，孟华此书无论是辑校佚文还是考释版本，都颇有新意，颇见功力，虽然个别篇章在以小见大的同时略嫌烦琐。而他所提出的现代文学辑佚的“非文学期刊”视野和从“非文学期刊”视角考察现代文学史的观点，更给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说明了他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深入思考和努力实践。我相信，孟华以此书为开端，锲而不舍，不受各种干扰坚持下去，一定能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己亥年盛夏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旧刊有声：中国现代文学佚文辑校与版本考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五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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