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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 圣贤之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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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之说，主要体现的是治世之道，圣贤之说可以不仅仅是治世之道，一切较为成熟的人类知识，都可以视为圣贤之说。

圣贤之说，是仅仅指的是治世之道，还是包含一切人类真知，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徐光启对待科技的态度，也代表着士族中的某些人对科技的态度。徐光启，是在旧明体系下获得功名的人，可以算士族之中的一员。

徐光启却很看重科技知识对社会的作用，大力翻译西方科技方面的内容，为了多掌握一些西方科技，不惜加入天主教。

在明末之前，天主教之类的教派，远还没有达到佛教那样，是被普遍认同的教派，而是和其它教派一样，是外邦小教。普通人认为，天主教和其它小教派，都有与妖魔鬼怪同类之感，而徐光启则发现天主教中，许多人都带有科技知识，徐光启想吸取其科技知识。

宋应星，只获得了举人的功名，是属于有任官资格，但前景不大的人员。彼崇祯时期，用自己私人之力总结当时的科技知识，并编制出《天工开物》等书，是重视科技知识的代表人物。

此崇祯早就启用了宋应星，并在崇祯六年，徐光启去世后，接任科学院院长之职并兼中书令之职，就是要给天下一个重视科技，科技知识也是圣贤之说的风貌。也希望宋应星能用国家之力，做出比《天工开物》所展示的科技更大的科技成果，或带出一批“宋应星”来。

天下所有人类真知，都是圣贤之说，不用疑问。社会现实中，圣贤之说主要集团在治世之道上，只是当时的现象。

此崇祯的态度，就是要表明，圣贤之说不仅仅是治世之道，也包含了一切人类真知，自然科学知识尤为重要。

治世之言需要区分系统，所有人类真知也需要区分系统，格物不能先把知识局限于一偶，再去追求完全程度的格物，而是人类知识的内容无比的广泛，必须按条理分类，一个人的短暂一生只能掌握部分人类知识，知识的掌握者必须详略适当，即要了解知识全貌的概况，也要掌握某些知识的详细内容。

圣贤之说应包含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真知，单纯是治世之言，也应分系统，也要区分什么是占主导地位的内容，什么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或观点。

治世之言中的许多言语，也是有条件的起用作用，随着条件或环境的不同，治世之言的作用或作用程度也会相应的不同或改变。

如果把圣贤之言中的所有治世之言都当真理，都要高度的重视，其实质就是所有言论都可以忽视，重点太多，就等于没有重点，句句是真理，也就是没说出真理。

圣贤之说，不是一大批言论的堆积，而是有系统有重点的掌握，掌握圣贤之说，也需要人，人需要能正确处理问题和分析问题，也就是需要《中庸》的方法，或辩证的思维方法。

一个民族不要求人人都是哲人，但一个民族必须有一批哲人，或一个民族，有容许哲人生存的空间。一个民族有了自己民族的哲人，才能处理好本民族的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是必须会出现的，必须要处理的。

旧明末之前的，有皇帝的史实，就是以忠君为最高原则，一切都必须服从忠君原则。圣贤的地位算高，但圣贤之说也必须服忠君的原则，圣贤之说的所有内容都必须与忠君相符。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许是当时反击匈奴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民族处于危难之季，要求部分人作出牺牲，为挽救民族服务，是必须的策略，这种牺牲部分人的利益的事，只是一时的策略，而不是永久的原则。

如果把一时的策略当成永久的原则，就象真实历史一样，长期坚持独尊儒术的原则，长期坚持忠君为最高原则，长期坚持统一思想，不许圣贤之间的争论，那么，部分人的牺牲，就可能转化成为民族利益的逐渐牺牲。

采取一时的策略，是为了挽救民族危难或困难，如果由挽救民族衍变成逐渐牺牲民族，那就真正是本末倒置。

真实历史是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后，儒学衍化成儒教，以后的历史就是长期只能让皇帝充许的一家之言存在，就是长期不充许圣贤之间的讨论或争论，长期抑制天下人的思维和创造力，长期让社会处于几乎停滞的发展状态。

圣贤之说，本来还需要人来掌握和运用，可天下只有皇帝可言或皇帝的代表言人可以发言，圣贤之说，也逐渐转变化的教条，圣贤之说本来是起正面作用的内容，可在病态之下，其不良的一面也发挥了作用。

忠君原则下，不允许圣贤之间在学术上，民族发展理念上的争论，但禁止不了私人利益之间的争斗，正面的思想上不允许争论，非正面的私利却争得更加凶猛。明末党争不可抑制，且愈演愈烈，都是借用圣贤之说在争斗。

明末圣贤之说的负面作用，另一表现出是士族利用其贵族性的一面，垄断利益，限制非士族人士。士族各党，表面上利用圣贤之说在争斗，在争斗的同时，排弃非士族人员参与，天下事的争斗，只有士族才有权参加争斗，非士族还是要靠边站。

士族各党的争斗是争利益，争官位也是不了争利益。明末的士族就是展现一种姿态，非士族就是不允许有想法，有做为，高级武将，想表示军事意见，文官政府认定为没有资格，其他一般人更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事务。

本来人生存的世上，除了追求有吃的，还追求精神生活，人是高级动物，不可能没有意思活动和精神追求。

一个农民的追求，或自身的存在价值，就是有养活后代上。一个学了一点知识的人，除了用知识挣碗饭吃外，还想找到证明自己拥有知识或自己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的方法。这些本是从之常情，也是人的本能需求。可明末的士族就明确的告诉天下人，所有精神生活都是士族的，你们不必去想，直接就泯灭天下大部分的人追求愿望。

尊圣贤的古代社会，对孟子的民本思想都可以忽视，对一些并非圣贤，还没有名气的普通人，有可能会尊重吗？

没有吃的就不能生活，生存的价值被贵族泯灭，让人失去一切希望，更让人痛苦。没有吃的人，会发出最后的吼声，放弃一切原则也要多活几天。泯灭了一切希望，不允许拥有自身价值的人也会处于极度痛苦和悲哀中，极度痛苦和悲哀的人有可能走向极端，范文程就是一种方式。

此崇祯在老早就启用庶族，并运用泰州学派的思想提振人心，用文化运动鼓舞士气。在识字和文学表达上，普通人确实比不上有功名的士族，庶族和许多普通人也确有一点自卑，此崇祯却尽力展现众人的办实事的能力，崇祯系统的许多人都能安定一方社会，组织和搞好一地的生产，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证明。

明末的贵族或士族对圣贤之说也是利用其贵族性的一面，进行等级区别，压制和排弃其它非士族人员的精神生活和存在价值感。

此崇祯就是反其道而行，争取天下大部分人的支持，也就是说，明末的士族强调士族的高贵性，维护士族的利益，体现贵族的一面，此崇祯强调实际办事的能力，维护民族的利益，体现了平民化的观点。

此崇祯要想得到大部分天下人的支持，就必须尊重天下人的本性，天下人的本性，一要有吃的，是物质本性的要求，二要有生存的价值观，有价值观，才有生存下去的追求，这是精神方面的本性。

能满足天下的人最低精神需求，天下人才有可能支持自己进行民族自救的行动，在经历了近二千年的独尊儒术之后，要想用民放意识激起当时人的自卫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人的最基本要求上，满足当时的人要求。

此崇祯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看到自己生存下去的价值，甚至激起人的信仰追求。众人能够象个人的生活，才能激起当时人共同办事，维护秩序，修恢水利设施，搞好生产。搞好生产，才能给人以吃食，众人有了吃的，有人的生活条件下，才能形成一种救当时天下的大局。

圣贤之说，也不能局限于古人或先贤，古人也说过人人皆可为圣贤，更重要的是当代的圣贤，当代圣贤的原则能被当代人认识。

崇祯本身是皇帝，本来皇帝也是金口玉言，其言行也可入圣，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圣”。皇帝体系的人在理解了崇祯的意图后，却能很好的执行可以比拟当代圣贤之说的言行。

持国人观念，或平民观念，建立普通国人观念的生存发展环境，也制造许多人追求事业或追求信仰的条件，就当时崇祯努力的内容。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突破儒教限制，允许天下人为了天下发展而讨论或争讨，抑制众党派为了私人利益而而过份的党争。

无论怎样，当时最需要的是一批哲人思维的人才，或培养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有辩证思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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