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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贾百工（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第二节

商贾百工

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商位居四民之末。自明代中期以后，在商这一社会阶层的生活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随着农村赋税徭役的加重，以及商业化的加速，不但在农村出现了一股“弃农”之风，而且导致了“弃儒就贾”现象的出现，甚至士、商互动；二是随着匠役的松懈，使工匠有了流动的自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产品的开发，并创造出一些手工精品，随之而来的是工匠地位的提高，甚至与士大夫平起平坐。

一商人

重本抑末，贵农贱商，这是中国的传统。明代也不例外。明代立国，关市之禁比起前代来更为详尽。钞关掌管舟车，属户部；抽分厂掌管竹木，属工部。管盐课的有转运司，有提举司，又由御史加以稽查。茶课也与盐课相同。征商之法，纤悉具备。

朝廷从各方面对商人的行为及其活动进行严密的控制。明初所定礼制规定，农民可以穿丝绸衣服，惟有商人不许。朱元璋的统治设想是士、农、工、商各守本业。为此，他制定了一套“互知丁业”之法。对商人而言，无论是巨贾，还是微商，都必须“供报入官”，然后常年守业。在经商过程中，如果“消乏不堪”，也即因亏损而很难支撑下去，就应该重新向官府上报，明确说明“更名某业”。而商人外出经商，不论所趋远近，还是所走水路或陆路，都需要在路引中明确表明，邻里务必周知。

尽管控制如此之严，但求利毕竟是商人的天性，因此即使在明初，商人外出经商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无法具有如中期以后那样的行动自由而已。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明代的商业也渐趋繁荣，而且出现了一些天下闻名的“大马头”。

如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最为商货辏集之处”。

荆州商业的发展，到明末达到了极盛。据刘献廷的记载，荆州沙市，明末极盛之时，“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幅凑，烦盛甲于宇内”，

其盛大有超过北京、苏州之势。樟树镇在江西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

杭州城北的湖州市，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

临清在两京要冲，也是商旅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

王士性论天下马头，与上面的记载稍有不同，引述如下：

天下马头，物所处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骠，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

在这些天下著名的“马头”中，大多是货物之集散地，即所谓的物之所聚之处。当然，明代的天下“马头”，有些还是“物之所出”之处，即货物的产地。

所谓“马头”，当然是指货物的出产地或者集散地，并不一定是城市。如果说到城市，尤其是那些商业繁华的城市，当然可以举江南的苏州、杭州与北方的开封为例。明代天下号称有“四聚”，北为北京，南为佛山，东为苏州，西为汉口。其实，在东海之滨，除了苏州之外，芜湖、扬州、南京、杭州，其商业之繁荣，同样可以与苏州媲美。而就西部而言，就惟有汉口一处，堪称商业繁华，它不仅是湖广的咽喉，而且像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全都要从汉口转输。

苏州古称吴会，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号称“士夫渊薮”。海陆珍宝，如纱罗续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全都荟萃于苏州。尤其是闾门、码头之间，“楚商闽舶，辐辏云集”。

杭州也为东南一大都会，“接屋成廊，连袂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

真所谓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别作一番天地。开封街市之繁，店铺之多，可称中州之最。城内市场上所卖的货物，既有从京、杭、青、扬等处运来的粗细暑扇、僧帽、头篦、葛巾、白蜡，又有来自郑州、辉县、光州、固始的各色大米。

在商业日趋繁荣的同时，作假、诈骗的风气也开始流行开来。这是商业化以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恶薄风俗。下面两段史料记载，就对这种风气有所揭示：

最不可伪者，金也。二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价日贱一日，人情日薄一日。可慨也夫！

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甚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燦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撏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市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

这是明代城市商业经营中的恶俗，在明代称为“调把”。这种以次充好的调把之戏，当然骗不了惺惺伶俐之人，只能骗外地过路的客商，或者是当地的愚民乡老。

在明代以前，明代有名的商帮，南有徽商，北有晋商。其他如浙江的龙游商人、三吴的洞庭商人，也在当时较为著名。

关于明代的山西商人，明人王士性记道：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从上面可知，山西商人之巨富，在于下面两条：一是诚信经商，伙计对于出本的主人，永远是靠自己的诚信而取得主人的信任；二是靠的是合伙经营，即所谓的“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而商人的资本也往往投于众伙计处，从而减少了投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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