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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ldo;郭世英来了!&rdo;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ldo;把我忘了吧?&rdo;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ldo;反动&rdo;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如同可以预料的，他把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论调之一，他终于也接受了。不过，他看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式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战胜个人主义，就必须改变实践基础，投入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这就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指示挂起钩来了。他在信中摘录了一段日记，其中把自己与麦贤德、焦裕禄这些榜样人物进行对比，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怎样，从不问&ldo;我&rdo;怎样这种问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却是&ldo;我&rdo;怎样，即使为人民服务，也觉得这是&ldo;我在为人民服务&rdo;，失去了&ldo;我&rdo;字，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实践，基于这一认识，他衷心地呼喊：&ldo;到工农中去，滚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rdo;

个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来说服自己。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ldo;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rdo;也就是说，个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灭的共产主义。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乏闪光之处。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把问题真正想明白。这使他的忏悔显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选择。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怜。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思考可能会并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当他现在用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理由否定个性自由时，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在貌似自觉的自我革命下面，隐藏着的正是不自觉的对自身精神能源的压制。当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世英身上，凡是有比较强烈的精神本能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如此，我也不例外。区别只在于，在他身上这种本能格外强烈，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因而必须施以格外努力的压制。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

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由于我一向比世英正统，因此，当时我不但由衷地为他的转变高兴，而且在他旁边起劲地喊加油。

39

十九友情呼唤周国平

自从运动开始，我一直怀着一个心病，就是郭世英。从整个运动的状态判断，他在农大的日子不会好过。不管他多么真诚地悔改，x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不被纠缠，而性格直率的他不知会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我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很想去农大打听，但又不敢，怕的是凶多吉少，实际的情形会令我承受不了。

没有料到，在音信隔绝一年之后，这个让我百般惦念又百般忧虑的郭世英，他自己给我来信了。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着刚寄到的信，如同捧着一枚定时炸弹，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我真觉得它会爆炸，把我炸伤，如果这样，我要偷偷地舔净伤口，不让任何人察觉。然而，爆炸没有发生，信中的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信的开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然后，他点出了写信的目的：&ldo;我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便断去了联系，既无斗争亦无联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这种沉默虽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为此遗憾。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应被打破的。&rdo;接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来对我们各自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或在斗争中合，或在斗争中分。读完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世英眼下总算是平安的，这个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体内容重要一千倍。

我很快回了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这封回信的抄件还在，我在上面读到我是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护的：&ldo;我没有把握断定你在这场革命中的发展方向，因此几次想与你联系，又拖延下来了。&rdo;谈及他的错误思想，我汗颜地发现自己在个性自由问题上穷追不舍，说这是他过去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仍未彻底摧毁。最后我询问他，是什么具体情况促使他想到要和我一起来进行自我清理的，其实我是希望知道他现在的实际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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