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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一方面，他绝不会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又必须去走这种封建制度给他安排的路途。这里便又发生了他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读一读《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读&ot;四书&ot;、深厌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见了。曹雪芹的&ot;科名&ot;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ot;贡生&ot;&ot;举人&ot;&ot;孝廉&ot;等说法。&ot;孝廉&ot;，就是&ot;举人&ot;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ot;孝廉方正&ot;，但那是另一回事）。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注：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举人说晚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注：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ot;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ot;但又说：梁恭辰的话&ot;殆系得自其父亲梁章钜的座师玉麟所述&ot;（玉麟〔1766-1833〕满洲正黄旗人，曾充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右翼宗学，并两次管理内务府包衣三旗事务），&ot;玉麟有机会接触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档案，此说谅有一定的真实性。&ot;）。总的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曹雪芹因为封建力量的驱迫，少年时不得不去走科举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过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后，便&ot;不干&ot;了。不过，谈到这一方面，也还是不要忘记历史，只凭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想法去&ot;套&ot;古人的事。说曹雪芹对科举这种东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错，但这又并不等于说他一定就拒绝参加科考。他在小说中嘲笑&ot;进士出身&ot;的那些人的&ot;原来不通&ot;，就包含了另一层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谁行谁不行，大抵怀才之人没有不想使其所怀得有表现的机会的，而在科举时代要想显才也只有应考一条路可走，所以那个时代的才士，尽管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却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而乾隆时候，恰好又是对满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务府人员的报考问题，控制得异常严格，不让他们有显扬才名的余地（注：参看《红楼梦新证》页731-732。）。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敦诚后来提到雪芹时竟会说出&ot;君才抑塞倘欲拔&ot;和&ot;三年下第曾怜我&ot;的话。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会指责说，敦诚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当然，曹雪芹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ot;功名&ot;的道路，而且也不是&ot;杂学&ot;的道路。他所选定的，是&ot;杂作&ot;的道路，甚至是比&ot;杂作&ot;还&ot;低级&ot;得多的、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写作小说。

十六　当差

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长大之后，一定要在宫廷当差作事，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他到底担任过什么差事，却也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一个题目。在传说中，有的说他作过内务府堂主事，有的说他作过侍卫（注：前说见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后说仅出香山张永海口传。）。这种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进一步的考查，那就别无参证可求，因此我们对此不能作出什么叙述或推测。内务府中各部门唯堂上和上驷院所属有堂主事，尚与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笔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职掌文案章奏之例相类，也是管理档案性质的职务。至于侍卫，乃是武职，其品级、类别也繁，就更无从确指了（注：传说中说曹雪芹所任为&ot;前三门（指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侍卫&ot;。按前三门只有守兵，并无侍卫之制；疑系&ot;乾清门侍卫&ot;的音讹。乾清门侍卫，仅次于御前侍卫，地位很高。未知确否，疑不足信。）。在这些传说之外还有一说，则是他曾在宗学里作过事。我个人认为，此一可能，值得探讨（注：此说根据系由敦诚赠雪芹诗中&ot;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ot;等语推得。按&ot;虎门&ot;一词何指，向不为人注意；我曾在《红楼梦新证》三版本640页&ot;补遗&ot;引《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ot;虎门&ot;条及《周礼·地官·师氏》推测敦氏所谓虎门有两解，可能指国学国子监或指侍卫值班的宫门处所，而以为&ot;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学，不当指国学，且敦诚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学，所以不合&ot;（按当云八旗官学属国子监，而宗学属宗人府，固与国学非一），因此倾向侍卫一解。吴恩裕先生始进而指出，清宗室有以&ot;虎门&ot;指宗学之例，敦氏亦曾用指宗学，向来之疑遂解。吴说见其《有关曹雪芹八种》38-44页。当然，仅据敦诚诗，实不能断言雪芹必为宗学人员，盖&ot;数晨夕&ot;出陶诗，本移居喜得佳邻，日夕过从，交游甚密的意思，雪芹也可能当时居住西城，离右翼宗学很近，故而能和敦诚在学中晤谈。这些，还无法即作结论。）。宗学的情况，还可以粗知梗概。宗学，就是专为宗室（清显祖塔克世的本支子孙皇族）所设的官学。清初时期，本来在顺治九年就设立过宗学，到康熙十二年因下令&ot;宗室子弟各就本府读书&ot;，即等于将宗学撤销。雍正二年，复行设立。这时的制度是：八旗宗室按左右翼（清代制度分八旗为左右两翼：左翼是厢黄、正白、厢白、正蓝四旗，居京城的东半边；右翼是正黄、正红、厢红、厢蓝四旗，居京城的西半边）分设宗学，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等级和闲散宗室的子弟十八岁以下的入学读书（十九岁以上的亦接受），有愿在家读书的，听之。每学以王公一人总其事，下设正教长（后名总管）二人、副教长（后名副管）八人，皆由宗室担任；清书教习二人，以罢闲满官及进士、举、贡、生员之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二人，以罢闲官及护军校、护军之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无定额，每学生十人设教习一人，由举、贡考补（例如，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里，就写到优贡考教习的事）。每月考试一次，每春秋二季宗人府考试，又每五年大考试一次。仅教长有官俸，教习只给银米衣服，学生月给文具及冬夏冰炭等物。还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因为这对了解曹雪芹可能有些间接关系。第一点，宗学之设，虽然名义上只是为了造就皇室本族的人材，而内里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ot;教化&ot;和控制这些子弟，要他们&ot;安分守法&ot;。清代皇室内部矛盾争斗的复杂与剧烈是出乎一般情况之外的，顺治时期的宗学最首要的一条规矩就是：&ot;有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ot;康熙前期放松了这一点，不但令各就本府读书，而且还特别鼓励他们&ot;延文学优赡之士&ot;，&ot;专精学习&ot;。这到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ot;麻烦&ot;，康熙的诸位皇子，为了&ot;夺嫡&ot;，分朋树党，各在本府延揽名士材人，造成势力集团，争斗极其激烈，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雍正本人是当事者、主角之一，最理解这种事态的严重意义，所以他&ot;初登大宝&ot;不久，一面穷治骨肉同枝，一面就要注意&ot;后起之秀&ot;--这就是他复立宗学的更实际的目的。在宗学里，教长、教习等人便负上了沉重的责任。雍正向这些教师们交代得明白：&ot;朕惟睦族敦宗，务先教化；若非立学设教，安能使之改过迁善？……今特立义学，拣选尔等教习宗室，……导以礼义。或有不遵，小则尔等自行惩戒，大则揭报宗人府，会同奏闻（这和顺治早年的话简直完全一样）。……尔等既膺简任，务期勤慎黾勉，恪供厥职，以副腾笃厚宗亲、殷勤教育之至意！&ot;这就是说：&ot;尔等&ot;要帮我来管理控制这些宗室子弟，要好好地为此效劳，--否则可要小心！（注：有意思的是到后来八旗官学的教习中也出现了不循&ot;礼义&ot;的人物，如乾嘉人梅成栋《吟斋笔存》卷一所载：&ot;金果亭先生勇，亡妻之伯父也，乾隆丙子（二十一年）副榜，通脱不羁，充镶黄旗教习在京，忽月余不赴馆，长班遍迹之，有人言先生在樱桃斜街勾栏中，往侦之，见抱琵琶坐巨案上唱《可怜曲》，群妓环绕，奉为师，酣嬉于粉香花影，不复更知有人世也。&ot;这事极有参考意义。）和宗学关系切近而很有参证价值的，还有雍正七年的设立觉罗官学（觉罗其实也是宗室，不过清代以&ot;宗室&ot;特指塔克世本支后裔，&ot;觉罗&ot;特指旁支后裔；俗称以&ot;黄带子&ot;&ot;红带子&ot;来分别）。觉罗学的制度规例大体俱如宗学，只是那&ot;上谕&ot;这次就不如上次的堂皇蕴藉了：&ot;所派出之管辖人员，不时训诲稽察，如内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该旗衙门居住学习，禁止出门！&ot;--不但觉罗的子弟学生，连学生的家长觉罗等本人也在这里入了&ot;学规&ot;（这真是奇闻！）--：&ot;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觉罗内有行为妄乱者，亦行拘训，不准外出。&ot;不用说，这种&ot;精神&ot;绝不限于觉罗学，对宗学同样起约束作用。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当上了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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