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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太学与科学院（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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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朱弘还公布“地丁银”的政策。整顿风气和限田令两项主要是争对官员的政策，地丁银主要是与普通百姓也相关的政策。

“地丁银”就是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有田才交税，无田的国人不用交税。

朱弘向内阁和百官讲解了“地丁银”的内容，希望众官员能理解其内容，然后希望朝庭拿出一个可执行的方案来实施。

朱弘以崇祯皇帝的身份说：“有谁知道两汉末年各有多少流民，唐末有多少流民？有流民不要紧，要紧的是流民心态。流民之所有要逃亡，是交不起税，而抗税就等同于谋反，大多数流民不想谋反，只想活下去。‘天启皇帝’也说过，流民也是朕的赤子，可流民却总是带着自己可能是谋反者的身份逃避着官府督查。实行‘地丁银’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有田才交税，无田的流民不用交税，就是从心态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流民排弃为对立的局面，使流民也认识到，流民也是大明的子民。单纯这一项对社会稳定就有重大作用。”

朱弘知道地丁银不比限田制，限田制是逆势，地丁银则处于中间势头，士大夫，即不会支持，也不可能反对。

朱弘也知道，“限田制”对社会起不了多少作用，但有总比无好。如果暂时禁止田地交易的政策在社会上流行，起码在观念上或伦理上强调了土地兼并在当时的社会上的不合法性，从而对少数人的价值观发生影响。

实行地丁银和限田制虽然有许多阻力，但朱弘还是强力推行了，公布了这此政策。

皇帝与官僚体系之间存在许多类型的情况，其一是能达成共识，共同行动的事，如兴盛大明，富国强兵。一些在伦理上的赞同，实际态度各异的事也可列入此类，如惩治贪污，对官员来说，并不太反对惩治别人，但不希望惩罚自己。朱弘就是要与官僚体制求同存异，先办易办的事，所以一开始就查办贪污且从阉党开始。

其二是一些需要说服或努力，才能取得共识。一些事经过说服，或争论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程的共识，但也难以达到惩治贪污那类事的基本上程度或表面上能达成共识的事，而是存在一定范围的争议的事，或者说处于相对顺势或相对逆势。这类事就要看其事情的意义，朱弘认为“官场风气”、“限田政策”、“地丁银”的政策对大局很重要，所以坚决要办，只是要做到集中精力办这几件事，也就是说，这类事要办得少，才在可能成功。所以这几件事也是这几年的主要事务。

其三是会爱到普遍反对的事，那还是不办为好。当然如果社会事务少，又不怕与官僚处于明战状态，则办一两件也可试试。现在大明事务众多，不宜与官僚处于明战状态，就暂时不要办逆势之事。

其实世事有许多类型，有的事，不得不为，有的事需尽力而为，也有的事，不可为。许多事需要分析和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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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日根部落也举行了一次规顺大明王朝的仪式，正式成为朱弘的下属。因为除了莫日根，以前也有蒙古部落归降大明。明初时期，大明对北元反复打击，北元在明军的打击下，许多部落都投降大明，大明也接受蒙古部落的投降，并将其安置在因战争而造成的人烟稀少的“内蒙地区”，一来可以对边疆有点防卫作用，二来可减弱北元的军力。结果，归顺大明到内蒙的部落，比留在漠北的部落还多。只是后来明朝稀于管理，蒙古部落遇到灾年时过不下去后，又重操旧业，向各地抢劫渡日。所以现在莫日的归顺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什么波澜。

莫日根归顺大明，大明也就开始向莫日根开始授官职，只不过是屯田系统的官职。

朱弘现在可招幕人才，也可招幕民工军了，民工军派往莫日根处，帮助其修城堡，美其名日修建对蒙古的市场。对于市场，也许汉蒙两族人都支持，蒙古人能从中获得生活所需，汉人能从中获利。

现在莫日根部已发展到快要突破二万人了，也到了必须修建城墙的时候了，因为牧群也有那么多了，现在成立时间短，还没有与其它部落发生冲突，或者还没有被其它部落发现有可抢的东西，或者想抢的部落还没有准备好抢劫前的行动。

莫日根训练了好几千精粹骑兵，加上部落青年男女有近万多可战之人，如果有城墙，也能守卫自己。城前不远处的平地上确实修建了可交易的市场。莫日根还为市场提供守卫力量。原先自然形成的市场离得不远，扩大市场，或有原市场边上再开一个市场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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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是官方学府，除继续学习儒家经典外，还增设法家，道家，兵家，杂家，墨家等学派，出公示招考有关人员。

本以为儒家学者千方百计进入太学，其它学派也会勇于报考，争着入太学，可事实上几乎没有其它学派的学者应招。

后来皇帝体系的人员分析，儒家学者入太学，也是因为太学有利于考起功名，如果没有功名或授官的可能，儒家学者也对太学的热情没有那么高。其它学派入太学，没有考功名的便利，对入太学就冷淡。

最后来了几个道士，招聘人员问懂道家那派的思想，可道士说会练丹。后来汇报到朱弘处，问怎样样处理，朱弘本想说，“太学想要的是道家的学问深厚之人，可来了几个道士，道家思想不等于道士。”转而一想，在当时社会，儒家以外的其它学派的思想所受摧残的程度也许超出自己原先想象，也许发通知招聘的时间短，真正有学问的人还不知，或想看官方的诚意，好吧，千金买马骨，都留下，不但在太学留下，还让其在北京选择一道观，改造为皇家道观。此时朱弘也联想起皇家寺庙和佛学。

看来其他学派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掌握情况后，派人去聘请。

成立圣院，在太学的基础上，建立圣院，先把现在存在官方的儒家教授中的最一流学者请入圣院，徐光启等人也列入圣院，甚至还派人去保定府请容城的孙奇逢入居圣院为教授，以示对学问的尊重，因为当时孙奇逢才四十多，当时虽然也名望较大，但还没有达到特别的地步，因为他的许多书都是晚年成书，后来人的朱弘清楚，也尊敬其成果，但当时人却不知。

如有众望所归的个别几个大儒，可以立为准圣。儒家常说圣人或至圣、亚圣，当然圣人已归属于孔子，亚圣是孟子，但半圣则没有限定名额，后人许多人如颜回，荀子等人就相当于半圣，准圣是进升半圣的基础。

为了以示心诚，朱弘在大明朝庭封了两个准圣，封王阳明为儒学准圣，封戚继光为兵家准圣。尽管明末时，东林党有许多人在批王阳明，认为王阳明空谈，不务实，但王阳明对儒学做出的贡献不是其他明朝时的儒学者可比拟的，封准圣没半点问题，先封准圣，有条件时可以进升为半圣，与荀子、颜回等人齐名。也就是说，皇帝有封准圣的权利，而半圣需要官方、民间、学者等多方认可。

王阳明除了儒学有创造性发展外，也是军事家，但在军事上只是一流将领，远没有达到在儒学上的功绩。军事上戚继光有独创功绩，也留下了兵书，更难的是在明朝年间那种视武人为下贱的社会环境下，能创造那么大的业绩，封准圣也没问题。

当时只封了两个准圣，一个是儒家准圣，一个是非儒家的兵家准圣，就是要昭示天下，不论是不是儒家，只要做出特异的贡献，就能封圣，儒家学者可以封圣，其他各家派的学者也可以封圣。

圣院除了儒家教授外，许多在中国古代存在过的学派，都以教授之高位虚位以待各学派的教授，希望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也有人入住。

黄宗羲等秘书处的一些文职人员，也桂了国子监贡生名额。黄宗羲已有授官资格，因其父已评反，可以荫子一名，长子自然是被荫之列。贡生相当于举人，按当时文官的要求，特殊的贡生可以授官，秘书处的许多人也要开始授官以培养资历。秘书处的人没有时间去国子监学习，也没有必要再去国子监学习，自然是在秘书处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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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科学院，招徐光启筹办，同时也招宋应星入科学院。招徐光启来担任首任院长，挂尚书职，农政，工匠相关的内容归入科学院管，一切自然科学都列入科学院。皇帝有大义名份，一些很清高的人，如当时的有名的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人也很乐意受聘，入科学院。

科学院初期重在农政中的种子和农业生产品种上，在现有的种植业或农业基础上，适当的推广红薯，土豆，玉米、高粱等对水要求不高的作物，综合全国的力量，那些地方有种子，怎样引种，技术推广，都要科学院的人掌握或迁头。

高粱，北方原先有种植，除了需要点水外，还需要温度，玉米同样需要温度，在那小冰河期，普遍要比平常年冷几度，正这几度的温变化，就会引起作物生产时适应季节的情况变化。

北方种植区域因气温的变化而对作物的影响情况，需要科学院先掌握。还有许多事也需要科学院先掌握技术，如那些作物需要水较多，井水的开采技，水车的形号与适应地区，寻找北方种棉或种桑条件。

科学院也招考有关实用知识人员，科学院虽然应者不是众多，但倒是慢慢能招来古代懂科技人员，发展起来还是有信心。

对生产，有政府管理，比没政府管理还是区别的，管理不是蛮横干涉，管理是综合当时的条件充分利用。科学院主要是掌握技术和情报，管理还是要建立官僚体系，朱弘决定恢复元朝时的劝农司，行使对农业管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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