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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与黄承彦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第2页）

《国语·鲁语》：“有虞氏禘大祭祀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喾误作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礼记·祭法篇》：“有虞氏禘大祭祀黄帝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而且，根据《襄阳耆旧记》，这个承彦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定为字，因为他是跟景升并列的。请看：“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妹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妹也。”早期这些很讲究的古人不会把一个人的名跟另外一个人的字于一句话里混在一起用。只有比较通俗的罗贯中喜欢把人名以名和字不对称的形式排列在一起，例如把诸葛亮和其几个朋友的全名并列方式的来写，如：与石广元、孟公威友善云云，实际上，石广元跟孟公威都有本名，一个叫石韬，一个叫孟建，参见《华阳国志》。《演义》里把“亮”与全名方式排列是不合规矩的，应该以“孔明”去跟“广元”、“公威”排列才对。即便是到了晋代，人们称呼两个在一起的人，即便是不直接称呼他们的原本名字，也会以姓氏加官职的对仗形式来称呼。如晋书里提到兵士们说“顾丹阳，周安丰”称呼顾荣和周玘，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有：宋袆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镇西问袆：“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镇西妖冶故也。足可见措辞是工整的，哪怕是平时人们口中随便说说。

罗贯中这样排列不是说有错。

而是他肯定没有通过华阳国志去考证石广元和孟公威的原名。但是他不会去瞎编杜撰，自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那么写了。

他也没有考证承彦原来到底叫什么，他之前的古人也没去做这件事即把名字写清楚，就算有的，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遗失了。

我们今人看不到，我们今人看到的是印象中，一个是和蔼可亲、清高的老头，和另外一个杀了孙坚、祢衡，不用甘宁，最后被甘宁搞死的老头。我们当今简直无法把这两者重叠在一起——恐怕甚至从来就没有几个人想过。

黄承彦也是，是一个大活人，而且生平还不够完美。并不是足够清高的人士，他是望族，能够说是欣赏祢衡的文章书上说黄祖对于祢衡最初是很欣赏的。是在船上一次，喝酒出的事情。祢衡惹恼了黄祖，才招致杀祸。

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长子射，尤善于衡。】

——注意黄祖也是善待祢衡的，这正是黄祖黄承彦的名士之风，连他儿子黄射，也善待祢衡

后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呵之。衡大骂，祖恚，遂令杀之。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

——注意是祢衡先喝高了闹事，黄承彦才酒后误杀的，后来清醒了，也后悔莫及。

而且这里有个“黄祖性急”的记载，从黄承彦嫁女时那种说嫁就嫁，直接就问诸葛亮你要还是不要的势头来看，

也是吻合“性急”的这一特点

黄祖也绝非是一个草包。否则作为文人的刘表怎么看得中他。

况且从《三国志·吴书·孙坚传》中对孙坚之死的一些裴注来看，黄祖的战略比孙坚还要略高一筹。书上说是“孙坚乘胜追击”，实际上好好想一想，说不定就是黄祖的诈败，目的就是要把孙坚部队引到岘山脚下，埋伏在上面的黄祖、吕公的部队，往下面射箭、落石。这是很实用的战术——从古至近代军事家们都是这么做的。甚至抗日的时候，“聪明”的日本鬼子，无数次上这种当。孙坚这位江东豪杰也没有幸免。《英雄记》说他连脑浆之类的东西都被砸了出来，真够惨的！

所以，历史上的黄祖和黄承彦，就是一个混合体，是沔南名士，有一定文化涵养，也可以堪称士族或者世族。但不是那种隐于野的士，而是就在荆州治下因为与刘表的连襟关系做了江夏的太守的士。而且还知兵。不单会水战，陆战也胜过孙坚。

另外，须知汉代的官吏制度是“举”或者说“征辟制”。黄祖要当江夏太守，是需要刘表去上表朝廷然后以朝廷名义征举的，地方官员，尤其是这种太守级别，其实是牧和刺史乃至郡公、王等对其起最关键性作用到了晋也是这个模式。

说了这么多，再反观《三国志》、《襄阳记》等书的描述，并不存在两人之间有矛盾的事情。

附录：

一般的现行资料：

黄祖生平：

黄祖（?～208）东汉末名将。籍贯待考。荆州刺史刘表部将。汉初平三年（192）在襄阳岘山设伏，射杀孙坚，使刘表得以据江汉，被任为江夏太守。他以石阳城（在今汉口北郊）为郡治，屯兵鲁山（今龟山）酭月城（亦名偃月垒），扼守长江航道，屡与吴军交锋。汉建安十三年（208），吴军攻破酭月城，遂被吴军所杀。武汉不少地名与黄祖有关。

刘表生平：

刘表（142～208年）字景升。东汉山阳高平（今微山县两城）人。少年时跟同乡王粲的祖父王畅学习。刘表跟王畅从学3年，返回故里，与同乡张俭等人友好，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抨击朝廷的腐败，故而出名号为八友或者八顾。后因张俭控告宦官侯览，遭到迫害，刘表也受到株连，在外逃亡10余年。“党锢”之祸解除后，刘表被大将军何进举荐为“北军中侯”。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诏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为了治理荆州，特聘南郡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为谋士，并向他们问计。蒯良说：“众不附者，仁不足，附而不治，义不足；若行仁义之道，百姓归之如水之趋下。”刘表遂纳之。

献帝建安元年（196年），骠骑大将军张济自关中进南阳，引兵入荆州界，因攻穰城中流箭而亡。荆州官属皆来祝贺。刘表说：“济以穷而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急忙使人收纳其众，众闻皆喜，遂降。表又遣使者招张济之侄张绣，使绣屯兵南阳为刘表北境藩篱。建安三年（198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3郡叛刘表。表遣兵围攻，平定后，收零陵、桂阳。至此，荆州辖9郡，“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成为一大割据势力，和曹操、袁绍相抗衡。刘表治理荆州，政绩显著，百姓安居乐业。在群雄割据的年代里，荆州是一个难得的安定的地方，是一个和平的夹缝。当时，关西、兖州、豫州等地学者文士来归者如流，史称“盖千数”。刘表对这些远来投奔的学士们，都给以多方安慰，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并且还利用他们的才能，发展学校，传授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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