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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已满19岁的曾国藩，与10岁的弟弟国潢去衡阳唐氏家塾，跟汪觉庵学习。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沉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ldo;也好&rdo;二字敷衍。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ldo;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rdo;谁知，这句气恼时的话，曾国藩始终记在心中。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他在京城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时，特地带了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侧。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ldo;我忘了带伞。&rdo;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ldo;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rdo;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不冷不热地说：&ldo;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rdo;汪觉庵猛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哭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ldo;倾筐倒箩，言无不尽&rdo;，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到家后，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自己的恶习啊！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ldo;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言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rdo;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曾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德行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刻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ldo;请问下民常厥德&rdo;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ldo;澡身浴德&rdo;》。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他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自己&ldo;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rdo;。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ldo;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rdo;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ldo;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rdo;；&ldo;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rdo;。因此，他叮咛诸弟说：&ldo;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rdo;

另外，曾国藩认为，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真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

1857年，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时，父亲死去的噩耗又传到了，曾国藩便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示人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ldo;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宫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rdo;

第一部分：养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终日惕厉（4）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ldo;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lso;两次夺情，从去所无&rso;，岂足以为解手&rdo;。最令他难堪的是&ldo;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rdo;。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ldo;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rdo;。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ldo;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rdo;。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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