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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萨特：要说清楚我同继父的关系，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波伏瓦：这是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关系。萨特：是的。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因为就关系到写作而言，这一点也不重要。直到十四岁我常把我写的东西给母亲看，她说，&ldo;非常好，非常不错的想象。&rdo;她不把它给继父看，他也不注意它。他知道我在写，但他一点也不关心。而且这些作品不值得任何人注意。但我知道继父不关注它。也就是说，实际上我总是为反对他而写作。我的整个一生都受此影响。写作就是反对他。他不责备我，因为我太年轻‐‐我做这事获得的自由比玩棒球还多‐

‐但事实上他是反对我的。

波伏瓦：他认为文学是无意义的吗?

萨特：他认为一个人在十四岁时不应该打主意去搞文学。在他看来那是无意义的。他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这种人，三四十岁，写了一定数量的书。但一个人在十四岁不可能干出什么名堂来。

波伏瓦：我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萨特：我不觉得自己很聪明，因为这个词对我说来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但我不用它。我也不认为自己很蠢。我认为自己有点深刻，如果一个儿童可能运用这个词的话。可以说，我认为我可以把一些事物纳入自己的心中，而别的孩子对它们视而不见。

波伏瓦：这也是你认为自己要比继父懂得多一些的原因吗?

萨特：我想他比我聪明，因为他懂数学。波伏瓦：但你想，你具有某种他没有的东西吧?萨特：对。有写作这个事实。写作的事实使我超过他。波伏瓦：思想的事实也是这样。你认为他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吗?萨特：不。要判断他说的东西是很费劲的。他是另一种思想，踉我的不同，他没有要点，但我不能说那时他的思想已经走入歧途。他谈到数学、物理学、技术知识和工厂发生的事。他有一个完全组织化的世界。他读的书都没有什么趣味，但在当时却很有名气。

波伏瓦：这么说他不是一个只对本专业的东西感兴趣的工程师了?

萨特：对。他读过的书我也读而且也喜欢。当然许多工程师今天也这样做。但就我说来，这给我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波伏瓦：回到那个你谈得很少的时期吧，从十一岁到十九岁。当时你有什么政治态度吗?

萨特：1917年我们对苏联革命有些兴趣，我和别的孩子波伏瓦：那时你有多大?萨特：我十二岁，但我们不是十分关注它。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打败德国，尽管苏联已单独媾和，这就是我的全部政治态度。波伏瓦：你对于社会有什么感受?萨特：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使我相信共和主义‐‐我在《词语》中谈到这一点。

波伏瓦：这会不会使你同继父发生冲突?你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这个事实有什么表现吗?

萨特：没有冲突。我的继父也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当然可以说我们不是同一种共和主义者，但直到后来这个区别才逐渐明显。我的共和主义首先是表现在词语上。我对于社会的感受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

波伏瓦：那时你们就这些问题有没有特别的冲突?

萨特：没有。但后来，我去巴黎上中学时有了，对了，我忘了一个细节，这是我被送到巴黎的原因。上三年级时我偷了继父的钱，这是他给我母亲的钱。

波伏瓦：谈谈这事吧。

萨特：嗯，我需要钱。

波伏瓦：是的，我知道。你希望像别的孩子一样，能够拿钱上剧院或者买什么东西??

萨特：拿钱买点心。我记得我是怎样常去拉罗舍尔的大糕点店用我母亲的钱吃罗姆酒水果蛋糕。

波伏瓦：这样你很缺钱花。

萨特：我是需要钱。我母亲的钱包放在碗橱里。里面总有她的整月的零用费和买东西‐‐例如，买食物‐‐的钱。有一大摞纸票，于是我自己动了手。我开始拿一法郎的钞票‐‐这比今天的一法郎要值钱得多‐‐然后我有点胆怯地这儿拿五法郎、那儿拿二法郎的纸币，五月的一天我发现我已拥有七十法郎了。在1918年，七十法郎是一大笔钱了。后来有一天我累了，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母亲弄醒了我，她想知道我是不是好一些，我把我的夹克衫拉过来放着，里面装着我的全部财产，纸币和硬币，挨着我的腿，使我感到温暖。她拿起衣服抖了一下，本来是无意的，忽然她听到衣袋里的硬币咣啷作响，丁当、丁当、丁当。她把手伸进口袋，发现了这满把的纸币和硬币，她拿了出来，问道：&ldo;这些钱是哪儿来的?&rdo;我说，&ldo;这是我开玩笑从卡迪洛那儿拿来的，他母亲给他的，我打算今天还给他。&rdo;我母亲说，&ldo;好吧，我来还给他。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到家里来，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rdo;这真使我大为尴尬，因为卡迪洛很成问题‐‐我说不出我为什么选择了他‐‐他本是我的最大的对头。这个早晨我去学校，去找卡迪洛，这是魔鬼干的活，他正想敲掉我的头呢。最后，在别的孩子的干预下，他答应来我家，但他也要得到一部分钱，他拿到钱后给我五分之三，他留五分之二。他来了。我母亲对他进行了一次谆谆教导，使他觉得非常滑稽‐‐我母亲说，一个人不应该让自己像这样被盗，在他这个年纪应该特别注意，如此等等。他拿了钱走了。他马上给自己买了一个大手电筒。两天以后他的母亲卡迪洛夫人发现了此事。那时他把该给我的那五分之三的钱给了我的朋友，他们没有及时转交给我。我的母亲和继父大发雷霆，我受到责罚，事情就是这样的。

波伏瓦：是这样的，这孩子的母亲卡迪洛夫人来你家问这一笔钱是怎么回事。

萨特：对。这样我母亲一切都明白了。我受到严厉责骂，在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理我。我记得‐‐当时读三年级‐‐我的外祖父同外祖母从巴黎来。外祖父知道了这些事非常生气。一天我同他去药房，一枚十生丁的硬币从他手中落到地板上，丁当作响。我准备去捡它。他制止了我，自己弯下腰，他那可怜的膝盖吱嘎作响，他认为我不配再从地上拾钱。

波伏瓦：这会损伤你的自尊心。这是使儿童的心灵受创伤的事情。萨特：是的，这刺伤了我。于是我同其他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了。波伏瓦：就写作的观点看，你在拉罗舍尔同其他孩子的关系影响你到什么程度?你有时谈到，他们使你学会了暴力。

萨特：是的，这使我学会了暴力。在平常的情况下，我关于暴力所知道的就只是给人或被人在鼻子上猛击一拳。在巴黎中学就是这样。但在拉罗舍尔学校他们认真地对待这种战争;对手总是一个德国佬：他们是强暴的。暴力是一个日常的实在。这首先有战争的暴力然后是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小暴力。我从远处和近处认识到了暴力，尤其是我是它的目标。目标，像在公立中学中那种相打时的目标，非常经常。人们并不把你像一个敌人那样来打击而是像一个同学那样来打击，以使你不做错事，或是迫使你同某人和好，或者只是为着好玩，这本来没什么。我们都属于公立中学，我们有两个主要的公敌‐‐一个是可尊敬的圣父们的学校，一所宗教学校，另一个是我们称为小流氓的孩子们，他们不固定地属于哪所学校。他们未来的前途大都是去当学徒。他们跟我们一样，十二岁到十六岁，我们碰到他们就打架，不管他们是谁，仅仅因为他们的衣服比我们穿得差一些。他们来了以后眼睛直瞪着我们，两支队伍互相赐以老拳。我特别记得，有一天放学后我同母亲去商店。在通向拉罗舍尔市中心的一条街上，靠近一个挂着大钟的大门，我同一个小流氓脸对脸地相遇了。我们在大街上打着滚，互相拳打脚踢，直到我母亲走出商店：看到我躺在那儿，同我的敌人纠缠不休，她完全惊呆了。后来她伸手把我从敌人的搂抱中扯了出来。我们同他们经常全力以赴地相互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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