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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他的右手仍然有点软弱。他弹钢琴时很费劲，而他在阿莱特家常常弹钢琴，他写字也很困难。但目前这并不重要。在他开始新的工作前，他要修改《境况》第八、九两集，而这就够他忙的了。6月，他在莫里斯。克拉韦尔创立解放通讯社。他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这个通讯社的目的，如果有可能，他们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

&ldo;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rdo;6月底，他的舌疾急性发作。他吃东西和说话都很痛苦。我对他说，&ldo;真的，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闹毛病。&rdo;他答道：&ldo;这没事。人老了，这都无所谓了。&rdo;&ldo;为什么这么说?&rdo;&ldo;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的。&rdo;&ldo;你是说这因为人知道自己不久会死吗?&rdo;&ldo;是的。所以，人一点一点地去开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轻时就不同。&rdo;他说这话的语气真使我震惊;他看来好像已是站在生命的彼岸。而且，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这种超然。许多事情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已对自己的命运不感兴趣。他常常很悲哀，至少十分冷漠。只有一次我看到他真正很快乐，那是在6月里，我们为庆祝他六十六岁生日，在西尔薇家组织的晚会上。那个晚上，他兴高采烈。他又去看他的牙科医生，疼痛止住了。他自5月以来身体的恢复变得很明显。泽登曼承认他已完全康复。有几次萨特对我说，他对这一年还是很满意的。

但这时离开他我仍然很担心。我和西尔薇将去旅行，他将同阿莱特在一起三个星期，同万达两个星期。我喜欢这次旅行，但和萨特分手对我总是一件悲愁突来的事情。临行前我们一起在&ldo;圆顶&rdo;吃午饭，西尔薇四点钟来接我。在到点前三分钟我站了起来。他给了我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ldo;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rdo;我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这微笑和这句话在我心中留存了很长时间。我给&ldo;告别&rdo;这个词以最终的意义，那是在一些年之后;但毕竟我是唯一说出这个词的人。

我同西尔薇去意大利，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波伦亚。早上我们乘车去东海岸。沿途风景淹没在一片暖雾之中，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荒谬感和被遗弃感。我在这儿干什么?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当然对意大利的喜爱又很快地抓住了我，但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要哭很长时间。

这时萨特在瑞士;经常有电报拍来说他很好。但当我到达罗马时，发现了阿莱特的一封信‐‐萨特原是准备同我在这儿会面的。7月15日萨特旧病复发。像上一次一样，早上醒来，萨特发现他的嘴歪了，而且比5月的那次还厉害，他发音困难，手臂对冷热几乎没有感觉。阿莱特带萨特去看伯尔尼的一位医生，而萨特绝对禁止她让我知道此事。三天后这危机过去了;但她打电话给泽登曼时，泽登曼说：&ldo;他之所以病成这样，是因为他的动脉老化了。&rdo;

我到台尔米尼站去接他。我还没看到他，他就先远远地向我打了招呼。他穿一身浅色衣服，戴了一顶帽子。他的脸是肿的‐‐他的一个牙齿有脓肿‐‐但他的身体看来还不错。我们住进旋馆六楼我们的那个小房间。这房间有一个阳台，在阳台上我们可以越过意大利皇宫、罗马万神殿的屋顶、圣彼得教堂和议会大厦而远眺一望无垠的景色，万家灯火直至午夜才点点熄去。这一年，阳台的一部分改作一个客厅，由一个玻璃隔板把原来露天的那一部分分出去，这样，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那儿呆着。萨特的脓肿消退了，他没有别的毛病。他不再显得冷漠，而是充满生命和欢乐。他夜里到凌晨一点才睡觉，七点半左右起床。我是快到九点才起床，每次我走出自己的卧室，总发现他已经坐在阳台上，鸟瞰着罗马的美景或是阅读。下午他睡两个小时，他的昏睡病再没有发作。在那不勒斯他同万达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就便他重游了庞培古城。在罗马我们几乎没有散步的欲望，呆在房间里，没去哪儿。两点左右我们在旅馆附近吃一个三明治;晚上我们步行到纳文广场或附近的饭馆吃饭，有时西尔薇驾车送我们去弗雷斯特维尔或瓦埃&iddot;阿皮亚&iddot;安泰卡。当路上日晒厉害时，萨特就注意地戴上帽子。他按时服药，吃午饭时喝一杯白葡萄酒，晚饭喝点啤酒，然后，在阳台上饮两杯威士忌。不用咖啡，茶也只是在早饭时用（有一些年，他在五点钟喝一种极其强烈的饮料）。他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同时读意大利侦探小说《黄色》作为消遣。我们经常去看罗森娜&iddot;罗桑达。一天下午，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德迪杰来看望我们。

就萨特这次在罗马度假的情况看，人们会估计萨特还能活二十年。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这种希望。一天，我埋怨说，我们看到的《黄色》总是同样的，他说：&ldo;这是自然的。它们的数目有限。再过二十年来这里，你就可以读到一批新的东西。&rdo;

萨特回到巴黎时健康状况仍然非常好‐‐他的血压170，反应能力也不错。他半夜十二点左右睡觉，八点半起床，白天不再睡觉。他的嘴还是有点麻痹，这使他咀嚼起来很费劲，有时说话口齿不清。他的手写字也有点握笔不稳。但这些事并不使他担忧。他再次对人与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家庭的白痴》前两卷受到的热烈欢迎使他非常感动;他把第三卷交给伽利玛出版社并着手写第四卷，在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认真阅读和评论我即出的一本书《言行已毕》的手稿，给我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11月中旬我写道：&ldo;萨特的身体是那样的好，我几乎完全不用担心了。&rdo;

11月底，同富柯和热内一起，他参加了古特多尔区抗议杀害一个十五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德杰拉利的示威活动。10月27日，德杰拉利那栋楼房的看门人向德杰拉利开枪;这个看门人说，当时这孩子在大吵大闹。这个人的话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他把这孩子当作小偷了。

萨特沿着布瓦索尼埃街走在富柯和克洛德&iddot;莫里亚克的前面，后面两人举着的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向该区劳动者发出的呼吁。警察认出萨特，没有进行干涉。萨特手拿传声筒作了演说并宣布成立德杰拉利委员会的常务办公室，从第二天起这个常设办公室就设在古特多尔教区的礼堂里，直到人们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办公室为止。示威队伍一直行进到小教堂大道，富柯讲了几次话。萨特希望自己参加这个委员会办公室。但是，几天后，当他和热内一起进午餐时，热内劝他不要参加，因为他觉得萨特太劳累了。

我不知道萨特是否意识到自己难以胜任此事;12月1日晚上，他突然对我说，&ldo;我的健康已经消耗光了。我活不过七十岁。&rdo;我不同意他这话。他接着说，&ldo;你自己就对我说过，一个人的病发作第三次，就很难恢复。&rdo;我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没有;即使说过，无疑这也是告诫萨特在健康问题上不要掉以轻心。&ldo;你的几次发作都比较轻，&rdo;我说。他又继续说：&ldo;我担心自己完不成《福楼拜》。&rdo;&ldo;这很让你伤心吗?&rdo;&ldo;是的。&rdo;然后他对我说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是非常简单的，他要求火化。最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雷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他希望有许多毛主义者为他送葬。他告诉我，他不怎么经常想这事，但他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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