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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清代文学（第1页）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在名作如林异彩纷呈的古典小说领域里，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那样，用文言写作，却又拥有众多的读者。《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很快风行天下，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蒲松龄（07年），字留仙，清代文学家，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

蒲松龄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父蒲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蒲松龄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

三十多岁时，应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北归后，以到缙绅之家（即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7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是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蒲松龄曾应淄西知名人士毕际有的聘请，教毕际有的孙子们读书，也代毕际有父子作一些应酬性文章。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姑母，即毕际有的夫人，因此和蒲松龄相识。

王士祯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向蒲松龄借阅后，写下条评语，比如，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此外，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与趣味性。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篇。小说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笔锋刺向封建政治制度。蒲松龄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有着切身的体会，通过《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勾画出了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而对人间坚贞纯洁的爱情，以及为了这种爱情而努力抗争的底层妇女穷书生，他也予以衷心的赞美。此外，有些短篇则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具有教育意义，如《画皮》《崂山道士》等。

《聊斋志异》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和惊人的想象力，这主要表现在对正面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是表现在由花妖狐魅变来的女性形象上。另外，作者善于运用梦境和上天入地虚无变幻的手法营造情节，冲破现实的束缚，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聊斋志异》内容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新奇，结构巧妙，千姿百态。作者将古代小说中“志怪”“传奇”和“人情”的精华特色揉为一体，艺术造诣在历代文言小说之上，是7世纪后半期话本拟话本小说已过花红时节结出的硕果，也是我国微型小说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

洪升（70年），清代戏曲作家诗人。字昉思，号稗畦，又号稗村南屏樵者。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

洪升生于清顺治二年（年），正逢全家逃难，满月后才回到城里。洪姓是钱塘的望族，世代书香。其父之名不可考，好读书，喜谈论，出仕清朝。外祖父黄机，康熙朝官至刑部尚书和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少年时代的洪升，曾受业于陆繁口毛先舒朱之京等人，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也受到他们遗民思想的熏染。他学习勤奋，很早就显露才华，岁时已闻名当地，20岁时已创作出了许多诗文词曲，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康熙二十七年（88），洪升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传唱甚盛。次年八月间，康熙的皇后董氏过世，照规矩“百日不作乐”，偏偏有一个戏班子，在这百日内，破戒开唱《长生殿》，触动了时忌，洪升也因此被革去监生，功名之路至此断绝。洪升突遭此难，在京中备受白眼揶揄，不得已于康熙三十年（9年）返回故乡杭州。他疏狂如故，放浪西湖之上，写诗填词作曲。康熙三十六年（97年），江苏巡抚宋荦命人安排演出《长生殿》，观者如蚁，极一时之盛。洪升在宴席上“狂态复发，解衣箕踞，纵饮如故”。自此之后，吴山松江等地相继演出。康熙四十三年（70年），江宁织造曹寅集南北名流为盛会，独让洪升居上座，演出全部《长生殿》，历三昼夜始毕。自江宁返，行经乌镇，酒后登舟，堕水而死。

《长生殿》的问世，震动了当时的剧坛。“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畜家乐者攒笔竟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当时剧场演出此剧时，“观者堵墙，莫不俯仰称善”。

《长生殿》的情节是以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发展为主线，以安史之乱的政治局势为背景来进行构思的。全剧描写了李杨爱情产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作者笔下，李隆基和杨玉环不单是封建时代的帝王和妃子，他们首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具有人的情感和追求爱情的愿望，剧的前半部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李杨爱情在人世间经过的波折干扰与烦恼；后半部采取浪漫主义的手法，写李杨爱情在神仙世界中的净化与升华，这样的处理寄托了作者的爱情理想。

《长生殿》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它描写的社会背景广阔事件繁杂人物众多，在剪裁结构方面也颇费经营，叙事或详或略，或起或伏，或正或侧，层次分明，安排巧妙。全剧抒情意味浓厚，不少场面的描写具有诗情画境。曲词优美，显示出了作者的才华，像《弹词》一出中的“不提防余年值乱离”成为传唱一时的名句，因而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

总之，《长生殿》是一部写得很出色的传奇戏曲。作者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表现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对历史素材加以精心选择和剪裁，进行了艺术的概括集中和虚构，使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基本符合历史真实，而且全剧写得有声有色，许多场面震撼感人，把历史剧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孔尚任（87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清初诗人戏曲作家。

在洪升的《长生殿》脱稿年之后，孔尚任酝酿已久的传奇历史剧《桃花扇》终于诞生了。一时间，京城内外的文士们纷纷传看传抄。孔尚任与洪升得以并列驰名天下，被人称为“南洪北孔”。金埴的绝句“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多唱洪孔词”说的就是两剧都被送入皇宫内廷以及它们被唱遍各地情况的忠实记录。

明朝中期开始，传奇剧越来越多地以重大历史事件入戏，这无疑加强了传奇的厚重之感。直到清前期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的出现，历史剧的创作才真正被推到一个艺术的高峰。这两部戏剧都是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讲述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使爱情与政治达成完美的融合。区别在于《长生殿》是在国势兴亡中歌颂至死不逾的爱情，《桃花扇》则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作为一部传奇剧，《桃花扇》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明末，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崇祯帝打击阉党的时候，东林党人曾进享入阁，后来东林党人失败了，继之而起的是复社的政治活动，他们以诗文方式讥讽议论朝政，在历史危亡之际表现出充分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李自成打入北京，崇祯缢死，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之后，阉党马士英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推举小福王为弘光皇帝，夺得了迎立之功，而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在扬州奋勇抗击清军。马阮在南京搞打击报复，排斥异己，弄得朝政日非，人心惶惶。明朝人明白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普通百姓奋起反抗。满清推行剃发易服，不屈死难者数千万。《桃花扇》的主人公李香君就是一个有着民族气节的女子。

《桃花扇》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桃花扇》是一部抒情韵味很浓的传奇剧，就文采而言，说它是诗剧毫不过分。作者将悲壮的历史凄惨感伤的爱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令人动情不已又发人深思。跨过残垣断壁，透过无限相思泪，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以爱情的离合幻灭，显现美好梦想的破灭和道德理想的崩溃。孔尚任自称写《桃花扇》“不独使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吴敬梓（707年），字敏轩，号粒民，清代安徽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老家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

出身于仕宦名门的吴敬梓，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了特别的天赋。同时，由于随父亲到各地做官而见识了大量的官场内幕。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又对虚伪的人际关系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

后来，吴敬梓迁居南京，家境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厌弃功名富贵。

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常邀朋友绕城墙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的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视形形色色的名利场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

但很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文豪却因穷困潦倒过早地去世了。乾隆9年（7年），他在完成《儒林外史》大作后不久，就病死了，仅活了岁。

《儒林外史》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穷形尽相地描绘了儒林群丑的恶言丑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众多市民官绅的面貌情态，无情地揭露了腐朽的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它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歌颂了敢于冲击封建礼法和自食其力洁身自好的传奇人物，尖锐地批判了程朱理学的虚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衰朽。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的精品和典范，小说运用典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它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吴敬梓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卷，今存卷。而最终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还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该书中《范进中举》一文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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