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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 剿捻无功（第2页）

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根本防范不了迅猛而来的捻军。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这个夜晚极为安静，在开封城南十余里的芦花冈，突然几万捻军蜂拥而来，迅速地攻破堤墙冲将而出，此后，那些捻军就经常突击豫东和山东的守军，让他们防不胜防。为此，万分惶恐与羞愧的曾国藩便于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向朝廷连上三份奏折。有一份是为了向朝廷请罪，另外两份则是描述了河防之战的失败情况。

曾国藩河防之策失败，一时之间激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许多官员上书朝廷指责曾国藩无能，并且说他兴师动众，指挥不当。朝廷对曾国藩的败绩也不能说什么，只能表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觉得根本没有脸面再居此高位了，便主动向朝廷提出辞去他的官职和爵位。

朝廷确实也知道年迈力衰的曾国藩在剿捻过程中受挫，再让他担此重任，恐怕也很难成功，因此于同治五年十月初一日下旨，把曾国藩和李鸿章给调换了个位置。

然而，曾国藩觉得这样无功而返很没有颜面，再次为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让自己退回到两江总督的本职，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奏，请求允准李鸿章“以西路为主，臣驻扎徐州防剿，惟以东路为主。一以为李鸿章后路之助，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但清廷却没有答应这件事，于是他也就没有台阶可下了。在他回到徐州后仅十二天，即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朝廷令他赶快回到省城去，负责筹备军饷等事务。这个上谕下达十一天后，曾国荃又因他率领的新湘军郭松林部和彭毓桔部接连好几次都败给了捻军，以致全部覆没而只能交给部议处置。二月初八日，曾国藩收到寄谕，夜不成寐，到了晚上三点钟才睡。他在这个月的家信中，对于这场政治风波和他的心情谈到了很多：“沅弟近日迭奉谕旨，谴责严切，令人难堪！固由劾官、胡二人激动众怒，亦因军务毫无起色，授人以口实；而沅所作奏章，有难免于讪笑者。计沅近日郁抑之怀，如坐针毡之上！”“沅叔屡奉寄谕，严加诘责。劾官之事，中外多不喟然。湖北绅士公呈请留官相。……沅叔近日心绪极不佳，而捻匪久蹂鄂境不出，尤可闷也！”“余以精力日衰，屡遭参劾，官兴索然。”

虽然曾国藩并没有为政治上的挫折气馁，他仍然要求曾国荃接受这一切，要始终把“悔字诀、硬字诀”记在心里，“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但事实上，不论是曾国藩本人还是曾国荃，都已从攻夺金陵之日的政治顶点，逐渐地走上了自己的下坡路，两人再也不可能“重开世界”了。

三、失败之由

1.指挥不灵

曾国藩从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受朝廷的命令进行剿灭捻军工作开始，到第二年八月中旬东捻军攻破河防的时候为止，整整用去了一年零五个月（当然其中还有同治四年的闰五月），然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对于他的失败，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还是长于策略，短于指挥，因此，他每次亲自指挥的战争结果都失败了。其次曾国藩的年龄已经大了，有些力不从心，斗志也锐减了好多。本来他在南京破后是应该退居二线的了，可他却舍不得高爵厚禄，心怀侥幸。第三是因为他的指挥不得力。湘军在攻打太平军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因为湘军的主创者是曾国藩，所以他才能够自如地加以指挥，旁边的人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而他在剿捻时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大部分是淮军，还有地方部队，这便屡屡让他感到指挥不灵，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够。关于这点，在剿捻过程中很明显：曾国藩于同治四年五月由南京出发时，带领了九万左右的湘军，主力主要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淮军虽然和湘军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毕竟还是归李鸿章控制的。曾国藩当初也不是没考虑到这些，因此决定调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处理营务方面的工作，同时，曾国藩又将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也调到了剿捻的部队里，用来表明曾国藩对于淮军和李鸿章都特别重视。在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曾国藩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公开说明：“吾二人视剿捻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

肃清直隶山东捻匪战图

尽管曾国藩剿捻无功，然而李鸿章在成功平捻时采用曾国藩的河防策略，也使曾国藩在失落之余稍有一丝欣慰。

这封信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首先，曾国藩在剿捻时已发现他是不能控制淮军的，只有李鸿章才能够控制它。所以说“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这句话难免泄露了他心中的怨气；其次，他劝李鸿章湘军和淮军本来就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够互相帮助呢？可是李鸿章却并没有把曾国藩的劝告当一回事，因为他当时迫不及待地想出人头地，曾国藩因为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立下大功，已经封侯，他自己则才封伯。而且，两江总督这个职务也只是暂时交给他，一旦曾国藩平定捻军，这两江总督的位子恐怕他李鸿章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希望自己能直接走上剿捻战场，依靠淮军把捻军打败，而不希望曾国藩平定捻军后重新把两江总督的职位抢走。

不过，曾国藩不可能永远沉浸在愧疚和悔恨之中。当初把湘军裁撤了大部分，是为了使朝廷不再怀疑他，而且既然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不可能再依赖自己组建的湘军去剿捻。而且，他也已明确看到自己终将是要被李鸿章取代的。因此，他不可能和李鸿章之间有一点恩怨，只有彻底地正视现实，把和李鸿章的关系处理好，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在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主动向朝廷上了一份名为《复陈病状艰难请准不回江督本任仍命李鸿章暂行兼署折》的奏折。

2.压力重重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来自朝廷的重重压力。尤其有一事令曾国藩寝食难安。这就是趾高气盛的曾国荃参劾湖广总督官文。曾国荃自从太平军手中夺下金陵之后，一直以生病为理由待在家里。同治四年六月十六日，他被朝廷任命为山西巡抚。七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他上了一份奏折，只说他的病还没有复原，不能担任山西巡抚的职务。即使是在这样一份奏折里，曾国藩也没有忘了向朝廷表明他此时的心境：“值时事之多艰，念门庭之太盛，盛极而惧，若涉春冰。”到第二年正月，因为捻军大部分都集中到了湖北，清廷“为地择人”，又把曾国荃派去担任湖北巡抚，这一职务原本是由郑敦谨担任的。曾国荃于三月十六日到武昌赴任，但他虽为一省巡抚，毕竟还是处于湖广总督官文的控制之内，所以，曾国藩在命令曾国荃的时候，也劝他一定要熟谙官场之道，要他一方面礼貌谦恭，另一方面要善于用银钱打点。

然而，这一年五月份的时候，曾国荃与官文之间的矛盾却特别深了，起因是曾国荃拿招收的士兵太多为借口，把由官文招募的五千名士兵都裁撤了，却没有给裁撤的兵勇发饷。对此，曾国藩在五月初三日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提醒了他：

弟现募步队万二千人、马队千余人，与余初次函商相符，以后不必再行添募，恐饷项不继。所裁官相之勇仅发数成，所添弟部之勇必须全饷，一撤一招之际，厚薄悬殊，相形见绌，营头太多，必生怨望。厚庵之优待楚勇，薄视甘兵，遂有三月三日之变，可为前车之鉴。

果然，官文对曾国荃此次的举动感到非常不满。他想，好你个曾国荃，置我的颜面于不顾，那我索性也就不留你了。但是若直截了当地把曾国荃赶走，他觉得事情也比较难办，便想到了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这个故事，受此启发，因而他也想到了一个比较阴险的主意，由朝廷出面把曾国荃给调走。他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称鄂北捻情严重，希望能够使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把他的军队带离武昌。果然，朝廷中了官文的计，于七月二十六日下谕旨，办成了这件事。

只会在战场上打打杀杀的曾国荃，对帮办军务究竟属多大的官当然不清楚，因此他不知道该不该向朝廷谢恩。好在他的哥哥精于官场之道，他便去信向曾国藩询问了这件事。曾国藩在八月十二日的回信中对他的弟弟讲明了此事，帮办军务这个职务根本算不了什么，不少很一般的官员都得到过这样的官衔。

曾国荃接到曾国藩的这封信后，心中的火气不打一处来，非常痛恨官文戏弄了自己，便决定参劾官文。当时，曾国藩的军队在周家口驻扎，八月十九日他还约曾国荃来会一会他，听到曾国荃有这样的想法，便不让他来了。

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三日听到消息，知弟弟即将有如此惊人的举动，第二天晚上便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信中对“顺斋排行”一事还专门提及，提醒曾国荃在参奏一个人时应该万分慎重。

他又于九月初二给曾国荃去信，在信中曾国藩再次对曾国荃说道，参劾别人应该非常慎重，因为曾国荃的奏稿，别人难免会认为他们兄弟二人之间会有所商榷，这封奏折也一定是他们二人合写的，所以对这件事情的影响一定要充分考虑。

然而，曾国荃还是没有把曾国藩的劝告放到心里去，他把劾章发了出去。曾国藩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便于九月十二日写了一封信给曾国荃，劝他做人是不能一味争强好胜的，认为作为一个君子，去追求强横是不合适的。

接下来，曾国藩于九月十七日又给曾国荃写信，再一次劝告他，劾章既已发出，想太多的事情也没有必要了，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胜算的把握还是有的，余下来的接连不断的制约和报复才最让人顾虑。

十一月初二日，他又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到了弹劾官文之举并不正确，还说强横如左宗棠之人，都不会去做弹劾官文之事，劝告曾国荃不要这么做。

事实上，曾国藩有这样的顾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廷在收到曾国荃的劾章后，果然将官文湖广总督的职务给罢黜了，把他调回了京城。但这种胜利只是表面上的，曾国荃也没有因此得到多少利益，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一些和官文要好的官员给得罪了，这件事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曾国藩十一月初七日给曾国荃的信中看到一些端倪：

弟开罪于军机，凡有廷寄，皆不写寄弟处，概由官相转咨，亦殊可诧。若圣意于弟，则未见有薄处，弟惟诚心竭力去做。吾尝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若甫在向用之际，而遽萌前却之见，是贰也。即与他人交际，亦须略省己之不是。弟向来不肯认半个错字，望力改之。顺问近好。

紧接着，在十二月初一和十二月初九的上谕中，对曾国荃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斥责，指责他调度无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职务是什么。

这对曾国荃来说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这非常明显地表示了：朝廷是不会为你们曾家兄弟顾全面子的，只要你做错了事情，就必须接受严厉的惩罚。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曾国荃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意志也非常消沉。曾国藩见此情景，知道即使再对弟弟怎样指责也无法挽回局面了，只有振作起来，努力把政事、军事办好，才能避免即将到来的祸患。对于此事，曾国藩的无奈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对于曾国荃之参劾官文，他虽然并没有支持曾国荃，但从内心来说，像官文这样的人被参他认为也是罪有应得，想不到的是，引发出的刁难和斥责竟有这么多。在无奈的情况下，曾国藩也只有忍一忍了，他不断地规劝曾国荃一方面要总结教训，努力去忍，同时知道对自己所做的事悔过，但更重要的是剿灭捻军，在军事上立了功，再怎样困难的局面也就可以挽救了。

由于曾国荃参劾官文时，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正在曾国荃军中，预闻了参劾官文之事，曾国藩甚至去信指责自己的儿子为何不加拦阻：

沅叔劾官相之事，此间平日相知者如少泉、雨生、眉生皆不以为然，其疏者亦复同辞。闻京师物论亦深责沅叔而共恕官相，八旗颇有恨者雨生云然。尔当时何以全不谏阻？顷见邸抄，官相处分当不甚重，而沅叔构怨颇多，将来仕途易逢荆棘矣。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参劾官文这件事情真的感到非常后悔。当时曾国藩认为自己做得最不成功的，便是剿捻无功，即使是皇帝，对他的恩宠也越来越少了。在此情况下，曾国荃的奏章无疑是对曾家目前的困境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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