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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 剿捻无功（第1页）

“曾国藩全书（..）”！

篇八剿捻无功

一、推辞剿捻

1.事与愿违

捻党，也称做捻子，这种民间组织一直都与清廷对抗。他们于康熙年间起自山东一带，后来河南、安徽等地也有了这样的组织，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捻党的势力发展得极快。太平天国北伐败北后，捻党把大部分的北伐军余部都吸收了过去。当时，张乐行是捻党首领，以安徽雉河集为中心，招集了将近数十万民众，严重威胁了清廷的统治。

清廷为了彻底消灭捻党，把他们认为最得力的将领派了出去，于是僧格林沁被派去平反。僧格林沁是世袭的蒙古科尔沁郡王，咸丰五年，僧格林沁把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击溃了，被清廷封为宗王，同治元年，僧格林沁奉命督军山东、河南，到直隶、山西负责防卫工作，此四省的督抚、提镇皆受其节制。僧格林沁是个骄横自负的人，但打起仗来却是非常的勇猛。因此，他在剿捻中击溃了不少的捻军。同治二年正月，僧格林沁率军攻破雉河集，将张乐行残杀，在剿捻之战中取得了胜利。

僧格林沁旧照

此时，南京城的形势非常危急。同治三年，曾国藩攻破了南京，太平天国将领赖文光等加入了捻党，并做了捻党首领。赖文光自从领导捻党后，极大地调整了捻军的战略战术，以太平军的成功战术为基础，充分利用了捻军灵活机动的马队，四处出击，使僧格林沁疲于奔命，难以应付，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捻众繁多，其出掠，伺空隙，避官兵，以焚掠胁俘良民，党众日增，马步数万，列队百里。兵少贼多，众寡悬殊，如欲攻其巢，则相距一二百里外，井堙地赤，裹粮携水，不能持久，迢为所蹑，往往失利。十年以来，未有能进军接仗者也。”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同治三年十月，朝廷命令曾国藩北上帮助剿捻的工作。

当时，曾国藩正感到踌躇满志，因为南京刚破，曾国藩成了万众瞩目的所在，而各种有利条件也使他想重新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如意算盘是：把湘勇裁撤后，他就不再负责有关军事的事情，好好当他的两江总督，把他早年经世治国的理想一一付诸实现。然而朝廷偏偏不给他清闲的机会，在他攻破南京的四个月后，他就接到了朝廷的谕旨，请他北上剿捻，而两江总督职务则暂时交给李鸿章。

接到这道上谕的曾国藩感到非常不痛快。一是因为他又即将重操旧业，而他早已厌倦了兵事，特别是变幻莫测的战场，没有人知道谁胜谁负。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实在觉得再上战场未免有些劳神劳力。二是让他暂时交出两江总督的职务，这是他特别不愿意的。做官必须拥有实权，而如果领兵打仗则会失去这份实权；三是协助僧格林沁剿捻，这也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因为曾国藩从心底里就对僧格林沁格外讨厌。僧格林沁仗着亲王的势力，看不起汉人，对湘军则更是瞧不起，多次称湘军没有战斗力，特别是他始终认为湘军是和自己为敌的，当湘军攻克南京后，僧格林沁却以剿捻为名，率大军南下，其目的则是为了防范湘军。

2.讨价还价

由于这种种原因，曾国藩对这道上谕给予了坚决的抵抗。但在对朝廷的上奏中，他却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是以自己年老体衰、剿捻用不着三位钦差大臣作为自己不能出征的理由。

对于曾国藩这种抵抗的态度，朝廷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觉得曾国藩所言有几分道理，因此也就不得不照他的意思办了。

然而，到了同治四年，形势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僧格林沁在与捻军的交战中，以失败居多。于是，急想打胜的僧格林沁跟在捻军其后穷追不舍，好像是不达到目的决不肯罢休的样子。但僧格林沁此举却是兵家的忌讳，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多次遭受捻军出其不意的伏击。如他在河南邓州、南阳所遭的伏击，不仅使多员大将命丧黄泉，而且士卒死伤无数。但僧格林沁并没有得到多少教训，反而一意孤行，做得比以前更甚，终于在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曹州得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

僧格林沁一死，清廷在华北的军事力量马上就失去了支柱，于是形势马上变得危急起来。清廷考虑到捻军可能会北犯天津、北京，华北军事危局急需有人控制。所以，清廷再三考虑应该选什么人，除了曾国藩，别人都担当不了这种重任。于是，在僧格林沁死后五天，朝廷就马上发出了让曾国藩北上的命令，让他代替僧格林沁以前的职务。

而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即僧格林沁的死讯还没有传到朝廷时，朝廷已再次向曾国藩发出了北上与僧格林沁协同剿捻的谕旨，但曾国藩与以前的态度没有两样，对于朝廷的谕旨他是能拖则拖。这一方面是出于他极为痛恨僧格林沁，另一方面是他想坐山观虎斗，看僧格林沁败北，因为假如他很早就领兵北上，或许事情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

朝廷也正是考虑到曾国藩曾经拒绝接受朝廷的命令，因此，在继四月二十九日的上谕后，又于五月初一、初三、初九连续三次发出谕旨，不断请求曾国藩能够马上带兵北上从事剿捻工作。

但是，曾国藩在接到朝廷不断而来的谕旨后，还是没有听从朝廷的命令，而是向朝廷上了两道奏折推托。

但是，清廷当时除曾国藩外，根本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任用，所以清廷根本不理会曾国藩的请求，只是表明理解他所说的种种理由，命曾国藩仍然遵守谕旨，马上带兵北上，以等候朝廷的调派。

经过多次协商之后，曾国藩才于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带领军队北上。可见曾国藩此次带兵是极不情愿的，然而更让他难受的是他的弟子李鸿章，明知自己根本不想再带兵打仗，却在得知朝廷要把两江总督的职务交给他的时候，忘了要注意谦虚拘让的礼节，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南京接曾国藩的印绶。

二、攻捻之败

1.竭力攻捻

曾国藩自同治四年奉旨北上剿捻，在怎样剿灭捻军的问题上，比起僧格林沁来，曾国藩确实要高明和深谋远虑得多。首先是表现在了解捻军这个方面，僧格林沁是个既骄横又狂妄的人，捻军既然属匪，他就觉得自己很有优势，过于轻敌，也就谈不上去对捻军的作战特点全面分析和仔细研究了。而曾国藩却和他完全不一样，他知道战争中最重要的就是知己知彼，正是因为他对捻军有这样的认识，他在剿捻问题上，依次划分了三个阶段，这就是重点设防、清查民圩、设置河防，把这三步控制在“以静制动”的战略思想指导之下。

关于重点设防，主要是考虑到捻军的特点是灵活机动，来去迅速。曾国藩认为，针对捻军机动迅速的奔突，如果和僧格林沁一样用兵，无异于让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最后的下场和僧格林沁不会两样。因此，剿灭捻军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而是要变被动为主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捻军活动的各重要城镇设置重兵，派兵严加防守，等待捻军的进攻，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把他们一一消灭。因此他决定在华北的四省十二府，也就是江苏的徐州、淮安，安徽的凤阳、海州、庐州、泗州，山东的衮州、曹州、沂州、济宁，河南的陈州、归德等地设置重兵，并且在那里建立营堡，聚集辎重，企图以点制面，一省的情况紧急，可以得到来自三省的援助，四省可以首尾相应，将士也不用再疲于奔命了。

当然，曾国藩的这一策略重点在于严加设防，这种严防死守并不是呆板而机械的。在严防的基础上，他又精选了拖住敌人的几千人的骑兵队伍。动静结合这一策略支撑着他整个的剿灭捻军的计划。至于清查民圩，目的是不想让捻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捻军采用的是游击作战的方式，绝对不可能携带过多的粮食辎重，每到一地，后勤保障都是靠当地百姓提供的。因此，曾国藩就想从此入手，严密组织各地居民，让捻军无法联系他们，使捻军的后勤失去了保障，目的就是要围死、饿死那些捻军。

曾国藩为了剿捻而实施的杀戮行为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他为了断绝捻军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实行清查民圩的政策，为此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百姓。

曾国藩在剿捻问题上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便是河防。所谓河防，就是一方面在黄河设置水师，防止捻军从北面渡过黄河；一方面在运河西岸建筑堡垒、长墙，这样捻军就会被控制在黄河以南和运河以东一带。

2.攻捻失误

曾国藩采用河防之策，是因为他的重点防守的策略没有效果。因为重点防守，主动进攻的程度不够，虽避免了像僧格林沁那样处于被动地位，但同时又只能被动地静待捻军，因此，当时有很多人讥笑曾国藩的重点防守是因为要避免与捻军的正面作战。而事实上，曾国藩在日记中也多次反映了重点防守没什么效果。如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后股任、赖等贼已入东境，过曹县，焦灼之至。”三月十九日记：“本日恐贼匪抢渡运河，寸心悬系，如负重疚，终日钦钦。”三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却又是这样写的：“闻贼匪全数南窜，吾所调刘、周诸军甫经到齐，未及接仗，而贼已他遁，深为可虑。”四月十八日记：“闻贼复窜曹县、定陶，在曹、单攻破民寨多处，甚为猖獗，忧灼之至！”五月初八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是日闻河南诸军四月二十八日在归德打仗败挫，宋庆、蒋希夷两军伤损尤多，为之焦愤，盖官兵挫一次，则贼焰长一次，势将燎原矣。”五月十三日的日记如下：“闻捻匪张、牛、任、赖两股集于徐州城外，各军熟视而无如之何，焦灼无已！”六月二十日他又这样写道：“流寇纵横，制敌无术，体衰目昏，学问无成，则又深为忧灼之境也。”

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考虑，曾国藩在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给朝廷写了一份奏折，名为《密陈重视捻匪博贮将才核实奏报力戒虚浮以正风气片》，一方面为自己的战场无功感到特别遗憾；一方面也预先要给朝廷提个醒，申述自己剿捻无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捻军真的有过人之处，可对于此点朝廷及地方许多官员根本没有认识到。

3.奉旨回任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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