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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春树：我想告诉外面的叔叔阿姨，即使有不美满的婚姻，也不要打打闹闹，从我的牺牲中做一个参考。家庭不好特别对孩子不好，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大。

春树说到“外面”这个词的时候，抬起了头，看着外面，目光有一种极目远眺的意味，他的脸微仰着，显出向往阳光明媚的“外面”的神情。但他很快又低下头。这一天，是5月8日，离他19岁的生日只有三天，按照我国的法律，年满18岁，就要承担完全刑事责任，春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据警察们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他的死刑是定了。”

会见孙荣红

我们等着会见春树的母亲，孙荣红。

孙荣红的到来是静悄悄的，听说刚进来的时候，她也戴上了脚镣，监管大队的女大队长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她不应该是死刑犯，又把她的脚镣卸了下来。狱警同样把她锁在犯人椅子里，她很顺从地把胳膊抬起来，配合狱警的动作。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她告诉我们：“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咋能保住俺儿的命，啥也记不住了。”她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流眼泪。就在她抬手擦眼泪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左手只有两个手指。

问：听说你在学校里教书？

荣红：是的，我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手有残疾，就更加勤奋学习，毕业后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又考上了师范学校，学了三年，转成了正式教师。每年我教的班都是前几名，学校里搞评比嘛。问：和你丈夫相比，你的个人条件要好一些呀。

荣红：哎，当时也是因为手，手有残疾，不敢找好的，他也是人家给介绍的。他太懒，一点活也不干，你叫他干活他就打，结婚三天就开始打。俺儿他根本不管，从小就不管，长这么大，没吃过他的，没穿过他的，都是俺妈、俺妹妹帮我管。我上班忙，还得种他的责任田，种子、化肥我得花钱买。他确实是个懒人，连拾把柴火烧热炕的活都不干。

问：他对你的虐待你一直忍着吗？荣红：我的体格打不过他，不忍怎么办？在孩子6个月的时候，就因为他老打我，我提出过离婚，他说，要离婚就不给我孩子。我一看他根本不关心孩子，留给他不行。难在孩子身上，孩子大了，再一想，将就他吧，怕离婚对孩子不好。

问：他打你的时候一般用什么打？

荣红：有时候拿刀，有时候拿斧子。关键是我一下不动，他打一会儿就算了，我一动手那就不好说了。有一年，他非要让我从中心学校调回村里的小学，我不愿调，人在哪儿呆习惯了不愿动，校长也不放我走，学校也愿要好老师，我正上课，他掂着刀冲进去，在讲台上把我砍倒，又掂着刀去找校长，要杀校长。问：你报过警吗？

荣红：找过支书，也找过保安，谁说话也不管用。从去年夏天，我们分居了4个月，他弟弟也上我妈家又打又骂，把我妈家的铁门都砸烂了，也打过“110”，“110”来了说让当地解决，他们不怕。我们家姐妹3个，都出嫁了，家里就老父亲老母亲。这一回（指2000年12月27日）晚上7点半，他又是手拿斧头去我妈家，是我从他手中夺过斧头的。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人要是我杀的，咋也好说，我怎么样都行，我宁愿我死，拿我的命换俺儿的命。现在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想咋能保住俺儿的命。

孙荣红坐在那儿，眼泪就不停地流，像是一串没有尽头的珠子，掉啊掉。我感到，孙荣红的谨言慎语，除了她说的“脑子一片空白”外，好像对我们还有一些戒备。我们来此访谈前，不仅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也通过相关部门，把我们访谈的目的告诉了孙荣红，征得她的同意之后，我们才安排这项工作，她为什么又不太配合呢？后来我们听说，就在我们来的前两天，当地处决罪犯，孙荣红、侯春树和他的姥爷，都去陪了法场。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理解了孙荣红的心情，法场上的情境一定是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使她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怖、可怕，感到了死对儿子的威胁，作为母亲，这是剜心割肉般的痛苦。在孙荣红被带回去之前，她不忘央告我们：“求你们，想办法救救俺儿！”

会见孙荣英

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我们找到了春树的姨妈，孙荣红的妹妹孙荣英。荣英的性格显然比她姐姐爽快，快人快语。荣英：这个案子普兰店都知道，电视台放了。我妈说，春树是从他爸手里夺的斧头，可春树供认时说：是从他自己衣袖里拿出的斧头，电视里就是这么播的。我老妈说：“这孩子怎么这么骠（傻）！”等他清醒过来说是从他爸手里夺过来，已经晚了。记录已经记下了。这是在春节后放的。就这么公布了。给他请了个律师稍离了缝（有一线希望），公判会一开，又不离缝了（没希望了）。这孩子进去无精搭脑，自暴自弃。

问：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不让孩子去自首？

荣英：没去自首都怨他姥爷，他不让去自首，当时我妈我姐都说去自首，孩子也想去自首，可我老爹不让去，说出事他顶着，一人犯法不能全家顶。一人做事一人当。刑警队对春树的确同情，但同情归同情，法律归法律。问：春树这孩子平时怎么样？

荣英：老实，自尊心还强。这个孩子在社会上，在学校里，没有人说他不好。他就嫌他爸丢人。他爸经常骂人，从街这头骂到街那头。我们去帮助他打井，他也骂。为打井也骂我爸，他长期吵骂，孩子嫌丢人，放学路过他自己家都不回。孩子多次这样讲：“你看人家有个好爸爸多幸福。你看我这家庭。”

问：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你姐姐？

荣英：他俩结婚不久就打。那一年，他和我姐在家吵打。他俩在家打完了，到我妈家，一下把玻璃砸碎了。他刚把玻璃砸了，他爹和他四哥就跟过去，我爹问他亲家怎么回事，话刚说完，他四哥就把我爹推一跟头。去年7月15日，他家老四去我妈家吵，说我姐长年住娘家，根本没影的事。（2000年）8月17日这一天晚上，他家老四又去打，把我娘家门闯开，把我爹鼻子都碰出血。我妈说，这样欺负不能过了，我们去告。去派出所也报了（案），也打过“110”，“110”告诉说让当地解决。8月18日，村上保安也去了。他老四因为我姐告他了，就从他奶家一直骂到我妈家。这事我遇上了，我姐夫欺负我姐，他兄弟也来欺负。我知道他没喝酒，但我还是问他：“怎么，他四叔，是喝多酒了？”他也不回答，还是骂。我妈怕他打我，我不怕。接着他就骂我姐了，连我妈一起骂。我说：“没有法律了？！”他说：“法律算个鸡，我看谁敢登我门，谁敢登我门我就干断谁的腿。”我姐夫把我姐领走，刚走到三岔路口，他家老四跟上，一下把我姐打倒。

我姐想与我姐夫离婚。我姐夫说：“你要跟我离，我就干死你！”他还上我妈家点过一次火。把我妈家的麦秸垛烧得一点都没有了。我姐胆小，想等孩子大了跟孩子过。一天天凑合，谁知道出了这种事。我姐就是怕，忍气吞声到现在。你说就是打死，也是你俩的事，可现在，毁了孩子一生，毁了一家人，我妈因为有脑血栓没让她进去，有我们家这么惨的吗，三代人都牵扯进去，我姐、我爹，他们三个人都在里面。抓春树的当天晚上，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回家，我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你回来就知道了。”我第二天就去了。三点钟拘留的，六点钟就招供了。他大脑糊涂了，吓得怎么大怎么说。

第二天，带他来拍摄（现场），刑警队的人让我把我妈带走，怕她受不了。我站在雪地里等了两个小时，想见他们一面。他看见我，把手铐藏着，怕我看见。拍摄现场那天我姐没回去。孩子那辆车停下来了，他没穿黄马夹，给他留点面子。车停下来，我跟孩子说了两句话，他还想着他姥姥，说：“姨，好好照顾我姥姥。”我说：“你不用操心姥姥。”我爹那辆车没停下，我看见他穿的黄马夹。我想跟我爹说两句话，因我老妈有脑血栓，我怕他挂念，想告诉他不用挂念。但没让我说。我真没想到我爹73岁去遭这个罪！

他们被抓之后，派出所的人找我说：我妈就得靠我照顾。姐夫家处理我姐夫的尸体，派出所的人说：“你姐还有几个月的工资，让你姐夫家的人领了。”他家也有老人，我说：“领就领了吧。”他四叔过来，我对他说：“这边就要靠你了。”他摆着手说：“不管，不管，一切靠法律。”（2001年）2月14日的下午，派出所来电话，让我去拿逮捕通知书。那时，春树他二大爷、他姑都在我家商量归拢（处理）我姐夫的事，我姐去年6个月的工资都让他们领走。他们也说要挽救孩子，说是侯家的骨血，然后还要挽救他妈。把钱骗去了。到现在不见救的踪影。

现在，春树真是生不如死，市里开公判会，他们也带着牌子在旁边看，执行犯人的刑场他们也去了，但是没靠近。他们心里的压力绝对大。

问：你刚才说，春树的爷爷锁了你妈家的门，为什么？荣英：他们说：是我爸帮着一块打的，让赔偿损失。他二大爷和他姑找过我两次，一次归置我姐夫尸体的事，我把我姐的工资给他们了。第二次是让我们一家拿2000元钱，我光管我家这三人就够我受的了，没办法，我和我妹一人拿了100元，就算给我姐夫的烧纸钱。

我给春树请了律师了。我对他二大爷说：“我知道你们的情况都不太好，请律师不需要你们拿钱。如果需要你们写证明材料，你们就写，不需要就算。如果需要你们到场去保孩子的话，车费我负担。”他二大爷说：“他流的是老侯家的血，我说救就是救。”

可是他说是说，门还是锁着，我妈也回不了家，原本好好的一家人，现在家破人亡，还不知道春树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后记：2003年5月初，我又一次给春树的姨妈打电话，问询春树的情况，他姨妈说，案子去年8月已经判了，春树判了死缓，他妈妈无罪释放，都回单位上班了，姥爷判了三年。姨妈说，“他们挺好的，挺好的”。

这个消息让我的心情一天都是轻松愉快的。

点评：不该由他们付出代价

陈敏读完对侯春树的访谈录，掩卷沉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侯春树及其家人的受暴经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其实很具有代表性。那就是：当家庭暴力受害人不堪忍受长期的暴力侵害，要求执法机关干预时，执法机关往往会以“夫妻打架是家庭私事”为由拒绝介入。而一旦家庭暴力受害人在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奋起反抗，不得不杀死原加害人时，原先拒绝介入的执法机关便会迅速介入并严惩原受害人。侯春树之所以杀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当地派出所屡次接报警后拒绝出警的失职行为造成的。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冷漠态度，大大地鼓励了侯春树的父亲，使他有恃无恐，将暴力控制家人的手段应用的得心应手，从而使侯春树及其家人对寻求司法救助感到极度的绝望。侯春树就是在自己、母亲和姥姥、姥爷的生命安全无法获得国家的公力保障时，不得已而采取私力救助。这样的后果，让长期深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侯春树及其家人承担，实在是不公平，这也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因为，不管暴力来自家庭成员还是非家庭成员，保护公民的人身权益不受侵害，都是执法机关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叙述人赵小燕

访谈人范爱莲张捷明

访谈地点北京女子监狱访谈时间2001年3月2日

录音整理范爱莲

文稿编辑薛宁兰赵小燕，41岁，乡镇企业职工，初中文化，因生女孩，受到丈夫及其家人的歧视，夫妻关系开始恶化，并多次遭到丈夫殴打。1998年某天，在与婆家人的吵打中，她手握刀子不慎将其夫的姐姐戳伤，并致其死亡。经法院审理，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减为有期徒刑20年。

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跟我爱人认识的。跟他搞对象时觉得他挺好的，那会儿他对我付出的是真感情，要死要活的，又喝药，又跳山地跟我好。在情人眼里一切东西不管是错误的，还是虚伪的，我都认为是最好的。这会儿回忆起来，我要是当时理智一些，也应该看到他的缺点，可是那会儿就是没有看到。以前我也搞过一个对象，因为种种原因，谈了几次就不乐意了，我觉得也挺伤害人家的。那会儿农村也挺保守的，互相见过几次面，那个男的挺乐意的，我不乐意。他的朋友给我写过信，管我叫姐姐，说：“姐，你知道吗？你不乐意后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你提出了不跟他搞对象，他喝了好多酒，都胃出血了，现在住医院了。”当时我也想，已经说不乐意了，我再去找人家，就怕人家说藕断丝连的。后来我想，我以后搞对象，不管他长的难看与否，只要他是真心，对我付出真感情，我就要真心对他。所以，就是在这件事后，在这种心情下跟他搞的对象。他当时是挺乐意的，他当时跟他父母闹的特别不好，他的心情也特别苦闷。最开始他的父母怕我是外地的，把北京当成跳板，就不太同意，对他说：“别让她给你骗了。”我想也可以理解，人家儿子找对象，当然怕上当受骗。我觉得我结婚以后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驳倒他们的谬论。

我们是1986年8月结的婚。一开始我们感情还不错。结婚时，他妈还对他儿子说：“你媳妇是外地的，这经济权你可不能交给她。”结婚后，我想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挺粗心的，他细心，我就把工资都交给他，连工资条都交给他。那会儿我在一个个体家具厂工作，他在乡林业站搞种子工作。我丈夫第一次打我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们1986年结婚，1987年我生了女儿。他们家算日子说一定是男孩，结果生了一个女孩。我爱人挺生气的，说人家医院给换了，还对我说：“你喜欢女孩，是不是你给换了？”还要找医院打架。我说：“你看看这孩子像不像你，你还说人家给换了，人家能给换吗？”他父母也挺生气的，因为我生的是一个女孩，他们家是哥俩，他哥哥家生的就是一个女孩，我们再生一个女孩，他们家就绝了。他爸爸就说：“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这回我们家可绝后了。”那会儿我们工资也少，他们家也不给看孩子。

我丈夫也觉得没奔头了，生了一个女孩，不照男孩那么有奔头似的。有时喝酒就撒酒疯。那会儿他妈还老说：“要是再找一个外地的，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还能再要二胎呢。”她就是老给儿子说这个，搞得他也想，女的跟他结婚就能进皇城（北京），再生个男孩。因为按计划生育规定，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就能再给一个指标。

后来我就发现他有外遇了。开始时我具体也没有抓到什么，实际上他跟他们单位的一个女的挺好的，我当时没有多想，我觉得一个厂的同事，男的女的在一起无可非议，也可以互相交朋友。1990年的一天，晚上11点多了，他还没有回来，我特别着急，就出去找。我去了他们单位，单位说早走了，4点多钟就下班走了。到了晚上1点多钟还没回来，我又找人陪我去他们单位问是不是又回单位了，值班的老头又挨屋转了转，也没有。等了一夜也没有回来。这一晚上我就没睡好，他父母也没睡好。第二天我就看见跟他挺不错的那个女人的爱人，我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去哪儿了吗？”他说：“不知道。”但是他说完就乐了，我看他的乐不对劲，就说：“你不知道，他没上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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