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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戆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ot;丰富&ot;的。比如猪头三，是&ot;猪头三牲&ot;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ot;牲&ot;和&ot;生&ot;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ot;猪头三&ot;。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ot;二百五&ot;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ot;痴&ot;字十三画，所以也叫&ot;福熙路&ot;（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ot;点&ot;宇，因此&ot;十三点&ot;也叫&ot;蜡烛&ot;，意思是&ot;不点不亮&ot;。还有&ot;咸肉庄&ot;，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ot;指桑骂槐&ot;了。

上海人的&ot;三字经&ot;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槽；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ot;讲斤头&ot;就比&ot;讲价&ot;有趣，&ot;掉枪花&ot;也比&ot;搞鬼&ot;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ot;撑市面&ot;；就连骂人，也叫&ot;骂山门&ot;。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ot;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ot;的观念，也犯下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曰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ot;下人&ot;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ot;猴急&ot;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吋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ot;还不够塞牙fèng儿&ot;；说个子矮，就说&ot;还没三块豆腐高&ot;。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够。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ot;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ot;，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ot;指桑骂槐&ot;，那&ot;桑树&ot;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配他是&ot;铁公鸡&ot;，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ot;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ot;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ot;一毛不拔&ot;。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ot;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ot;；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ot;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ot;。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投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活就设法过日子的&ot;话篓子&ot;。北京人管说话叫&ot;侃&ot;，成都人管说话叫&ot;摆&ot;。北京人&ot;侃大山&ot;，颇有些移山填梅的气派；成都人&ot;摆龙门阵&ot;，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ot;到位&ot;甚至不怕&ot;过头&ot;的。比方说，红，要说&ot;绯红&ot;；绿，要说&ot;翠绿&ot;；白，要说&ot;雪白&ot;；黑，要说&ot;黢黑&ot;；香，要说&ot;喷香&ot;；臭，要说&ot;滂臭&ot;，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ot;水&ot;；伪劣产品叫&ot;水货&ot;，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ot;水得很&ot;。由此及彼，则又有&ot;水客&ot;、&ot;水功&ot;、&ot;水垮垮&ot;、&ot;水漩儿&ot;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ot;黄&ot;或&ot;黄了&ot;，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ot;黄腔&ot;、&ot;黄棒&ot;、&ot;黄浑子&ot;、&ot;黄苏苏&ot;，甚至还有&ot;黄师傅&ot;和&ot;黄手黄脚&ot;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ot;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ot;北京人却会说：&ot;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ot;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ot;俗&ot;的。即便有&ot;雅&ot;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ot;俗&ot;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ot;招猫逗狗儿&ot;；班门弄斧，则叫&ot;圣人门前卖三字经&ot;。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ot;小儿科&ot;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ot;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ot;，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ot;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ot;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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