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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第1页）

做名人要有两种禀赋。一是自信，在任何场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是当然的焦点和中心。二是表演的欲望和能力，渴望并且善于制造自己出场的效果。我恰好最缺少这两种禀赋，所以我不宜做名人。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

人在社会上生活，不免要担任各种角色。但是，倘若角色意识过于强烈，我敢断言一定出了问题。一个人把他所担任的角色看得比他的本来面目更重要，无论如何暴露了一种内在的空虚。我不喜欢和一切角色意识太强烈的人打交道，例如名人意识强烈的名流，权威意识强烈的学者，长官意识强烈的上司等等，那会使我感到太累。我不相信他们自己不累，因为这类人往往也摆脱不掉别的角色感，在儿女面前会端起父亲的架子，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要表现下属的谦恭，就像永不卸妆的演员一样。人之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事，依我的性情，能卸妆时且卸妆，要尽可能自然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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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

周国平

在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下，都存在着学生资质差异的问题。合理的教育体制应该向不同资质的学生都提供相应的机会。

所谓&ot;天才教育&ot;的结果多半不是把一个普通资质的人培养成了天才，而是把他扭曲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畸形儿。

教育不可能制造天才，却可能扼杀天才。因此，天才对教育惟一可说的话是第欧根尼的那句名言：&ot;不要挡住我的阳光。&ot;

一切教育都可以归结为自我教育。学历和课堂知识均是暂时的，自我教育的能力却是一笔终身财富。经验证明，一个人最终是否成材，往往不取决于学历的长短和课堂知识的多少，而取决于是否善于自我教育。

在一定的意义上，人是教育的产物，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同，人生的面貌也会不同。当然，这里说的教育是广义的，不限于学校教育。衡量一种教育的优劣，不但要用社会的尺度，看它能否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材，更要用人生的尺度，看它是拓展了还是缩减了受教育者的人生可能性。

做父母做得怎样，最能表明一个人的人格、素质和教养。

被自己的孩子视为亲密的朋友，这是为人父母者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不过，为人父母者所能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却并非被自己的孩子视为对手和敌人，而是被视为上司或者奴仆。

我对孩子的期望--

第一个愿望：平安。如果想到包围着她的环境中充满不测，这个愿望几乎算得上奢侈了。

第二个愿望：身心健康地成长。

至于她将来做什么，有无成就，我不想操心也不必操心，一切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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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

周国平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凡是进入这个宝库的文化财富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些仅仅属于东方或者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哪怕是好东西，至多也只有次要的价值。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说不完的老话题了。我的直觉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极端之论都是可疑的。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假思索就喜欢和接纳一切好东西的健康本能。在此前提下，才能用一种开阔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东西方文化之异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常识与智慧、矫情与狭隘心理相结合的具体例证。

人类基本的真理始终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对它们的表达以及那些次要的真理。

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融汇贯通却是要他独立完成的事情，并且必定显出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别。

常常听人叹息：&ot;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自己的世界级大思想家?&ot;我答道：难道这很重要吗?凡是大思想家，例如康德、海德格尔等等，既然是世界级的，就是属于全世界的，也是属于你的。思想无国别。按照国别选择思想家的人，真正看重的不是思想，而是民族的虚荣。

作为英国人，毛姆生下来便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是把天主教视为异教的。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他完全可能生在德国南方，成为一个天主教徒，那样他就要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而作为异教徒受惩罚了。这未免太荒谬。这样一想，他从此不信教了。

我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思路中，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最深刻的理由。

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

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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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

周国平

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一则感想--

留在国内的人开始鼓吹纯学术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剥夺，惟有学术剥夺不了，于是学术就变得纯而又纯了。据说跑到国外的人已经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带不走，惟独带走了文化，于是文化便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着学术坚持，或者担着文化流浪，大约都能使人体会到一种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学术永远纯不了，你的文化永远有个家，谁本来有什么就仍旧有什么。卧薪尝胆的纯学术和义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剧色彩，但我担心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观看两者吵架的闹剧。

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失败，迫使中国回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社会过程。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含义已经逐渐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驱动的市场，而思想自身却丧失了特权。不过，我对这一变化持积极的评价。当思想拥有特权之时，其命运不外乎为王或为寇，而现在，它至少有了在市场上卖和买的自由，以及--只要自己愿意--不卖和不买并且远离市场的自由。市场对于思想是冷漠的，因冷漠而是宽容的，与那个对思想狂热而严酷的时代相比，我对眼下的状态要满意得多。

从事人文研究的三种方式：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技巧，易卖弄机智和才情;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

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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